石家庄发现的侵华日军《嫖妓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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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晚报》2014-12-12
报道了河北石家庄一位市民从收藏的当年侵华日军的《警备情报》中发现一张1938年侵华日军的《嫖妓价格表》,还有一份日军慰安妇的《体检情况表》,嫖妓价格表显示:将校每小时2日元,士兵每小时1.5日元。专家表示,这些原始表格档案表明当时的慰安妇制度得到了日本军方和政府的许可和支持。对此,网络上不少网友称“铁证如山”!然而,有网友说起风凉话:“凭《嫖妓价格表》肯定无法证明‘强征’啊”,“日本是不承认强征慰安妇,又不是不承认存在慰安妇制度,这个完全没有意义”。那么,12月13日国家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前后发现的这份材料,可算做是侵华日军设立慰安所的铁证吗?《嫖妓价格表》可信度几何?国内还有没有其它证据反驳日本?
石家庄发现的侵华日军《嫖妓价格表》
和慰安妇《体检情况表》
观察者网查询到,发现这张价格表的张先生经营古书。今年4月,他开始搜集侵华日军在石家庄的罪证资料,通过朋友从日本购买了100多份侵华日军于1938年刻印的《警备情报》。《嫖妓价格表》就夹在一份《警备情报》里。已发黄的《嫖妓价格表》规格为26×17.5厘米,共105个字,日文,竖排版,蜡刻油印。全文主要内容:“将校嫖妓,每小时2日元,每增加1小时,加收1日元。从12点开始,到翌日早晨7点,收8日元。士兵每小时1日元50钱,每增加1小时,加收80钱。特作以上规定。”
落款是“正定警备队本部”,加盖“第九师团后备步兵第一大队”红色印章。“正定警备队本部”、“第一军兵站监部”均属于侵华日军军事情报机构,设在正定县城,负责刻印军事情报——《警备情报》。翻译此《嫖妓价格表》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文阁副教授解释说,表中所说日元,为日本二战前的旧币,每100钱为1日元。
麻生彻男拍摄的张贴于上海杨家宅慰安所的慰安所规定,落款东兵站司令部,可知与军队的关系
诸如《嫖妓价格表》之类的证据并非第一被发现。1931年11月,日本海军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当时执行“慰安妇”体检任务的日医麻生彻男摄下了《慰安所规定》,从而留下了物证。该规定写明:本慰安所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
“侵华日军滇西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在进门处也张贴着慰安所规定
云南的龙陵县城是滇缅公路的必经之地,日军当年在占领龙陵期间开设了3个慰安所。如今,当地保留有“侵华日军滇西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在进门处也张贴着慰安所规定:士兵每次2元,限时30分钟。
1938年侵华日军《嫖妓价格表》落款有日本军方的大印以及中国多地发现的《慰安所规定》,充分表明当时的慰安妇制度得到了日本军方的绝对许可和支持。有人如果认为这些材料无法直接指证日本军队参与慰安妇征募的话,就不得不指出当年日本政府的狡猾之处,即把慰安妇的募集伪装成“民间自发行为”。时至今日,日本政客和学者才会辨称“慰安妇没有政府和军队强制征募的证据”。最新的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0月21日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对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予以公开否认,此后遭到中国外交部的批评驳。
而观察者网仍搜集到一些日军当年的蛛丝马迹:
1938年,北支那(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就曾在给日本军部的报告中,催促军部“尽速设置性的慰安设备”。可气的是,按冈部的逻辑,“尽速设置性的慰安设备”的目的是为了缓解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奸,进而缓解占领区内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
日本军部是建立慰安妇制度最迫切的推力。在中国占领区,掠夺诱拐成为征召慰安妇主要的手段。下面看一份档案,如图所示:
1946年5月天津地方法院填报的《敌人罪行调查表》
该文件原件现存于北京市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全宗内(上图系整理后的简体版)。档案所记录的,是1944年4、5月间驻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通过伪警察局强征中国妓女80名,前往河南劳军的一段史实。当时,妓女们无人愿往,避匿妓院关门,伪警察局为完成日军交待的任务,以武力强行抓人,凑足80乃止。日军在天津强征慰安妇的行为并不仅限于妓女,在南市一带亦有良家妇女被强迫征发之事。可恨的是,部分日本政客和学者却辩称,这个案例中,日本军人没有直接参与抓捕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动。通过伪警察局之手抓捕,难道就不算“强征”了吗?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日本政府扶植的日本“业者”创建的。以海南的日军慰安所为例。1939年,台湾总督府接到海南岛日占军亟需设立慰安所和招募慰安妇的指示,随即命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负责执行海口海军慰安所的兴建工程。台拓会社即所谓“国策会社”,由国家资本与财阀资本合资,为国家政策直接服务。
此外,除了类似由台湾总督府这般级别的政府部门筹划设立外,还假摸假样“挂靠”在“民间商人”或汉奸组织的名下。江苏常熟县的1938年的几个慰安所就是这种类型。1937年11月19日,常熟县城沦陷。此后,汉奸政权“常熟县自治委员会”成立,沈炯充任委员长,先后设立了多家慰安所。不过,1938年2月,汉奸沈炯曾给日军驻常熟司令棚桥写的一封感谢信无意中泄露了常熟慰安所的“天机”。
沈炯在信中说:“兹承第一慰安所惠交义捐金三百元……”大意是:“自治会”成立之初,财务紧张,棚桥曾从第一慰安所里拨付“义捐金三百元”给沈炯,用于维持“自治会”的运转。沈炯因此致信棚桥表示感谢。沈炯的致谢清晰说明:棚桥可以随意从第一慰安所里调拨资金,说明该慰安所便是当地驻军所创建并负责经营。类似的“挂靠”现象其实非常普遍,如安徽芜湖的日军慰安所“凤宜楼”,就“挂靠”在一个叫做姬少庭的地痞名下,姬则在日军的支持下,肆意掳掠本地妇女。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从黑龙江中苏边境到海南岛,凡日军占领区,慰安所无处不在。然而,慰安妇问题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随着韩国慰安妇问题才浮出水面。而且,日本政学两界长期叫嚷慰安妇制度非政府行为、不存在政府强征,所以,不存在政府层面的道歉、谢罪问题。如今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称“慰安妇”是不稳妥的,应该称其为“性奴隶”,以便让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暴行,但是,我们需要做得工作还很多,路漫漫,我辈需倍加努力和团结。
日本政学两界否认“强征慰安妇”的部分言论(1990-2007)
资料来源: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转引自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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