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2004年6月发表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86期 

 

摘要：太谷学派门人重视诗歌创作，留有大量诗作，学派把诵诗作诗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表现了儒家对诗歌的特殊观点。

关键词：太谷学派，诗歌，修身养性

 

    《太谷学派遗书》全集（以下简称《遗书》）于2002 年底全部结集出版了。这为研究太谷学派的学术思想提供了翔实的史料。综观《遗书》，除着重对《周易》和“十三经”的研讨阐述外，最多的要属诗作了。《遗书》第二辑以七册之篇幅集中收录了学派各代主要门人的数千首诗歌作品。如张积中的《白石山房诗钞》，李光昕的《群玉山房诗钞》、黄葆年的《归群草堂诗集》、蒋文田的《龙溪先生诗钞》、刘鹗的《铁云诗存》等……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遗书》诗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读者叹服。常言道：“诗如其人。”学派门人的诗作风格虽各有异，但格调高雅，淡泊清新是其共同的特点。这些诗作多以叙情抒怀为主，如李光昕的《下庐山》抒发了再兴儒学的满腔豪情：

“天风吹我下蓬莱，

一夜乡心似箭催，

千里云山陪胜友，

一门狂狷尽英才。

孤舟落日犹回首，

浩气临江数举杯，

多少龙华筵上客，

何时携手却同来。”

张积中的《濂溪》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掬濂溪水，

能生万壑风，

山深有明月，

日落上孤松，

而我已云暮，

山川今不同，

余怀堪自证，

归去大江东。”

    诗作中除了在游览名山大川时借景叙情外，还常借物抒怀，最多见的自然是咏花。有些诗作是为书法、绘画、典籍或照片而题写的。如黄葆年《溪上观莲有感》：

“东溪红莲花，茂密无俗尘。

西溪白莲花，皎洁全天真。

红白两照耀，光华相鲜新。

因风发奇香，与月为净因。

君应似红莲，我应似白莲，

何当归濂溪，相与拜青莲。”

 

    张积中的《秋海棠》也十分清新儒雅，诗意雋永：

“不随春日斗红妆，

独立墙荫思短长，

暮雨一帘烟渐冷，

是谁相识寸心凉。”

 

    《遗书》中另一类诗作是记事咏史的，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其中有许多是亲友之间赠答之作，互表敬仰之情，思念之苦。这些诗也成了后人考证学派活动的有力史料。诗作中咏史作品甚多。《群玉山房诗钞》中就有以《咏史》为题目的诗，诗曰：      

“汉代多隐者，

吾爱严与尚，

平平两君子，

无得亦无丧。”

    另如《东夷操》、《西夷操》是歌颂三皇五帝之作。其他如《谒禹陵》、《谒孟庙》、《过虎丘真娘墓放歌一首》、《吊苏小小墓》、《西施引》等均抒发了对古人的崇敬。癸卯夏日，李光昕在翻读史册时有感，“漫书数语以寄所怀”。他一举作诗12首，分别对文种、范蠡、卞和、孙膑、李靖、屈原、韩信、汉武帝、陶渊明、宋玉等历史人物作了评点。（《群玉山房诗钞续集》156页）

诗作中更有一些以诗来阐述学派修养理论的，虽然文字无奇，但意蕴深奥，非学中人难以理解。如李光昕在《素隐述》后的题诗： 

“希夷妙象妙难寻，

妙法莲花一藏经，

不见爱莲周叔茂，

独留江上数峰青。”

又有《无生歌》曰： 

“……无生山，无人我，

无是无非没拘管，

弹指声中宝塔开，

金莲正涌天花堕，

无生山，道路穷，

非南非北非当中，

有人勘破无生事，

不信人间有色空……”

    张积中在读《楞伽经》、《楞严经》后各题十余首诗，借佛经讲儒学。这些诗均透着佛法玄机，暗示着对人生的理解和学派修为的门径。

此外，诗作中也不乏灰谐幽默的嬉戏之作。如李光昕的《自嘲》诗如是写自己的： 

“……

行年过三十，

岁月不为少，

人情犹未知，

毋乃愚不肖。

依人每传食，

腼腆不解诮，

有时或知羞，

负惭犹强笑，

颇思谐世事，

性拙不能了，

欲遂任颠狂，

又恐惊父老，

父老悯我痴，

慰问性天道，

结舌苦未安，

西江忽倾倒，

乞食赠人言，

聊以当冥报。”

    刘鹗的《自嘲》诗评价自己是“铁云好古如好色”，并有

“……昼日搜罗夜拂拭，

精神疲敝囊橐啬，

债主纷纭渐相逼，

呜呼，

心虽未餍力已穷，

此时先生得少息。”的描述。

    这类诗歌表达了作者虽穷困但自信乐观的情绪，也体现了儒者的气度和胸襟。

 

    除诗作外，《遗书》中还有不少学派门人对古代诗词的批注和评论，如李光昕《龙川弟子记·外篇·文学》、黄葆年的《诗经读本》、《天籁集》、《八韵诗存》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太谷学派对诗的独特见解。李光昕在《文学》中曰： “执理者，不可与言诗。白居易《长恨歌》……皆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只可以考据辨字义，不可以言诗。”他对白居易批评的大胆让人惊叹。他还高度评价汉乐府《木兰辞》说：“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起，以两兔旁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结，真是天仙化人之笔。若今人为之，必以忠义节孝为大手笔矣。”他尝对弟子说：“诗词小道，陶冶性情而已，勿付梓。”黄葆年在《诗经读本》中对“郑风”有如是评点：“后人以里巷之歌谣轻之贱之，不知风俗纯美，人心古厚，远非《离骚》、汉魏诸人所能及其万一者也。是故郑声之淫圣人所必放也，郑声之美圣人所必采也。”黄在对《诗经》的批注中不仅阐述了儒学的“大义”，还对解读学派的“微言”作了暗示，如对《关睢》批曰：“《关睢》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也，风始于求，继于思，入于寤寐，极于展转反侧，而成于琴瑟钟鼓，此天下之情也，万物之情也。不观文王后妃，不知太和之气之在性也。”这段话既让读者体验诗人温柔敦厚之风来培养自己的性格，也揭示了学诗与养气修性间的关系。一次，李光昕讲学时说：“圣门说诗，佛门作偈，道门咏歌其义一也。多风人之旨，故长言嗟叹，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一切蠢动含灵俱含佛性，有情即有性，识得情字方能止于至善。”这时弟子秀问：“如何识得？”李光昕回答道：“学诗。”从以上几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太谷学派把学诗作为儒学修养重要手段，在学习古诗中修养，在创作诗歌中修养。

 

    学派诗歌创作之所以繁荣兴旺，还在于经常举办以写诗吟诗为主题的集会活动。据刘厚禄先生讲，①这是根据“每年‘天道下济’二次，春在‘甲寅’（即花朝），秋在‘庚中’（即‘七夕’）。学人做诗钟主‘和’，因为诗多哀怨不平，诗钟则无裨，只论风花雪月，作对又恭正，可陶冶心情。吟诗读书晃动身体是使内气在丹田命门周围鼓荡，挺坐直立，规行矩步是使百会与会阴垂直，便做心息相依的功夫。”在《遗书》中，我们也寻觅得到花朝诗会的踪迹。如一辑二册中就收有张积中夫人李淡春所作《庚子第一朝花会》诗数首。四册中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黄葆年在山东泗水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第二花朝蝴蝶会”的记载。

 

    黄葆年的拜门弟子刘大绅，（即刘鹗第四子）更在其《双心书屋闲谈》、《姑妄言之》（详《遗书》第三辑）等著述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诗为易之外传”，“诗经之微言，象也”，学诗“皆以修身为本” 的观点。他将学派的“微言”加以“显传”，让我们进而了解太谷学派的诗歌观。刘大绅认为：“诗之大义，食色而已。国风以二南为宗，周南之首为《关睢》，思慕女子，色也。自此以下，言男女之情，淫荡之私，几无一篇不是，皆色也。三颂次二雅之后，《小雅》之首《鹿鸣》，宴乐嘉宾，食也。自此以下，言民生，言祭祀，言宴会，几无一篇不是，皆饮食也。食色天性，为治之本，此诗之所以为教也。”他又从修身角度剖解诗经，指出其更深层的为教之意义，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然而，首篇《关睢》思慕女子至于不寐，其他各篇，淫荡之行，男女之思，不可胜举。诗谓之为思无邪乎？则所言者象也，非事也。言事则邪，言象则非邪也。《关睢》之睢鸠，离也。河洲坎也。淑女兑也。君子艮也。参差荇菜，坎之习也。左右流之，习之状也。寤寐求之，艮之止也。琴瑟友之，钟乐鼓之，艮止而发于音也。”这段话道出了诗经之微言，阐明了“诗”与《周易》之“象”间的关系，告诉人们诗经是以此比喻儒家修身养性方法的。

 

    因此，太谷学派门人作诗填词，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写作，而是把写诗作为陶冶性情，修炼品德的手段，并要从中体会修养的法门，以求天人合一，祈天永命。因此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既有所倡导，也有所禁忌。笔者手头存有刘大绅1952年前后写给其妻堂妹罗守巽②书信二封，信中专门谈及“作诗”。更明确地表达了太谷学派门人对诗歌创作的态度和方法。现摘抄披露如下：

 

刘大绅致罗守巽函一

 

    ……妹诗本质甚好，除手生外，全无批评，只要放胆作，自能成家。今先将作诗最忌之事语妹，请注意。因此是人人易犯之病，其余如妹不以小兄为狂妄，当再继续通函言之。因为眼睛看不见，写字吃力，并恐就说的规矩太多，妹或照顾不过来，则作时更受拘束矣。

作诗最忌之事是无论如何不高兴或伤感悲苦，皆不以衰飒语、潦倒语入诗矣，一有此种毛病，诗虽容易动人，容易见好，但于自己之寿命及前途大不相宜。所以须特别注意也。（详细将来见面再谈－―原函语）

大作改如左，请恕狂悖，呵呵。《过桃源岭》题第一首甚好无须改，且跌宕可爱，纯是白描作法。第二首第一句拟改为“桃源何意罹兵火”。（原句下五字太费力，韵也不合。）第二句“屋舍”二字改为“屋宇”，“林园”改为“园林”。第三句末“废”字拟为“尽”字。第四句首“伤来”二字拟改“抚今”。

《戊子夏焚故纸》题，第二句“通”字出韵，拟改为“何须陈迹寄诗宠”。第三句“逐年”拟改为“频年”。

《辛卯夏赴嘉善乡》题第二句出韵。拟改为“局促扁舟听晓乌”。第三、四句极佳，惟第三句“榆”字音嫌稍高，拟改为“白”字。

《寄居所中西厢》题前二句意境潦倒，后二句意境衰飒。拟改为“贾生才调屈长沙，紫凤恩伦降汉家，寂寞荒村无意绪，斜阳影里细煎茶”。如此才成为闲居思苦之作，与自己相干而又不相干矣！

《煤烟》题大致可用，只是语意太直，字句生硬不合诗人温和委婉之旨。拟改为“沃野田畴近水家，江南风物总堪夸，何期烟雾昏蒙里，烽火连天接塞沙。”如此则成伤乱之作。意在此而言在彼，不嫌剌目矣。

《西塘镇》题第二句首两字拟改为“画角” 较为现成。末句末三字“到西塘”拟改为“话西塘”较为生动。

《庆祝会》题第一句用字颠倒，拟改为“荆布衩裙会一堂”。第四句语太直，拟改为“暂罢蚕桑庆祝忙”。第二首第一句“济”字语意不显，拟改为“共”字。

《立秋》题全篇极佳。若第二句“断客魂”三字改为“欲断魂”则意更含蓄，不改亦可，但“魂”字是十三元，非十一真。不如改为“意未申”或“气不伸”均可。

 

刘大绅致罗守巽函二

――谈作诗

    ……作诗无他巧妙，只是写情写景，情切景真即为好诗。如何能写得情切景真？全在用字选音。字有反正真假，古今虚实（即各种说法）音有双声（同子）叠韵（同母）和鸣（一三五应）共应（二四六应）会得此法，则作诗之能事毕矣。

书经曰：“诗言志”。志情也，故作诗只是言情，写景亦是为言情。葩经三百篇为诗之始祖，二南及十三国风，多男女之情；二雅多伤感之情；三颂多思慕之情。观此可知情外无诗。近人作诗许多避忌，只是堆上许多典故，平平仄仄，不能名之为诗也。

诗言情，情为心之声，心之所动，音即随之。气机感召，鬼神应之。有不期然而然者，气盛音长，则富贵寿考；气衰音短，则贫贱夭折，故作诗百无禁忌，惟忌“气衰音短”。

学诗以时代言之。初唐盛唐最好。其音和而长也。以人言之，王摩诘、王洋渔最好。太平元音也！古来才人多厄者，即以不注意于此之故。例如杜甫诗圣，穷死。李白诗仙，水死。有清一代诗宗吴梅村，学杜甫穷死。黄仲则负一时盛名学李白，过三十即死。再以词言之。南唐后主这百代词祖，国亡身辱，终死人手；清纳兰容若为唐宋后有数名手，年不三十即死。熟人如王静安③，《人间词》脍人口，不足五十即水死。观此可知，学诗学词之措词造句，不可不慎矣。所以云要婉而多讽，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换言之，即不可说得太过分，不可一口将话说完而已。

     因上所述之故，所以作诗最好少用直截了当语。从正面说，宜多用疑惑语、询问语、形容语，比拟语等。从侧面说，反面说，并多用双声叠韵字，则音婉而韵长矣。

今以大作为例言之于左：

一、“零乱榆杨依新岸，苦难错认是西湖”此二句何尝不是写伤感之情，但因从侧面说来，未将已身拉入诗中，只是事外人感叹口气，极抑扬顿挫之妙，徘徊摇曳之姿，音不竭而气不衰，神韵悠然有余，所以为好也。

二、“寂寞荒村谁是伴，夕阳惨淡照煎茶”此二句亦是写伤感之情，但因将自己拉入诗中，一口气说完更无回旋余地，所以气竭音完，而神亦终气亦失矣。大不可也！

 

    以上二封信，不仅让我们具体地了解了学派门人对作诗与修身间利害关系的认识，还从修改诗作的实践中使我们体会到了如何修养，如何体现刘大绅主张的“要婉而多讽，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从而防止“气衰音短”。这不仅于学派门人，于今学诗者抑或也有裨益。

 

    以上本人就太谷学派的诗歌作品，诗歌活动和诗歌理论作了肤浅的介绍和分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太谷学派门人对诗有一整套独特见解，其以诗为修身之道，并以此理论指导创作实践，这就是形成太谷学派众门人诗作风格的根本原因。

 附：罗守巽女士诗原作（抄自《丹枫精舍诗稿》）

《过桃源岭》

蓬蒿丛冢伴无穷，寻得羊肠小径通，通到桃源村落里，故人稚子喜相逢。

桃源难避尽兵催，屋舍林园半劫灰，满目萧条桑杨废，伤来追往苦低回。

《戊子夏焚故纸》

悟彻浮生总是空，何须存迹记无穷，逐年书付无情火，煮鹤焚琴一旦中。

《辛卯夏赴嘉善乡》

饥躯溽暑就征途，局促偏舟听晓乌，零乱白杨依断岸，苦难错认是西湖。

《寄居所中西厢》

敢伦贾谊去长沙，灵府终朝荆棘加，寂寞荒村谁是伴？夕阳惨淡照煎茶。

《煤烟》

沃野禾粮近水家，江南景物尽韶华，何期故作薰烟雾？障目昏天似塞沙。

《西塘镇》

鸡鸣客舍草梳妆，画角声催赴渡忙，晓色迷蒙烟一抹，扁舟指点到西塘。

《庆祝会》

群布荆衩齐一堂，功劳汗马岂同常，苦心不为封候印，才卸戎装国计忙。

《立秋》

萧条原野少行人，暮雨朝风断客魂，何幸三潭今夜月，远来慰我苦吟身

 

注①   刘厚禄，刘鹗孙，刘大绅幼子。早年毕业于中国大学中文系。曾著有《太谷学派概说》等文。

注②   罗守巽，已故，罗振玉弟罗振常之三女。罗振玉长女罗孝则系刘大绅妻。故刘自称是罗守巽的小兄。

注③   即国学大师王国维，罗家与刘、王二家均为姻亲。1911年夏，罗振玉与其弟罗振常、女婿刘大绅和王国维三家侨居日本，同住京都吉田山相邻而居近经年，故有“熟人”之说。（详《刘蕙孙论学文集》388页《关于殷虚书契考释成书经过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