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7月22日社论】 北京奥运开幕在即、高层力求全国平安、各级官员守土有责的敏感时期，云、贵、粤、浙多省近来却接连爆发群体性的冲突事件，不可能不引起外界的格外关注。

　　贵州瓮安民众暴力事件发生刚过三周时间，地处云南省中缅接壤的孟连县再

　　大陆官方媒体报道，因警方强行带走此前与当地一橡胶企业有过冲突的5位胶农而引发了500多胶农和村民不满，后者持长刀、钢管、棍棒围攻警察，打伤41名警员、砸坏8辆警车，警方则使用防暴枪自卫，致使15名胶农受伤，2人抢救无效死亡。

　　在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的直接干预下，事态很快得到平息。然而孟连事件却令人反思：原本只是一起农民种植橡胶与企业收购橡胶之间的合同纠纷，双方通过法律途径便可解决，何至于闹到弱势的胶农大打出手、伤身殒命，警方被动卷入并背上“开枪杀人”恶名的地步？假如胶农的利益诉求不是被积压两年而是早得重视，那又何来冲突？

　　从云南的孟连事件到贵州的瓮安事件，难以回避外界将两个不同个案作出共性联想——在瓮安，原本一起有关“女孩死因鉴定”的质疑和分歧，如何竟然演变成上万人的集体骚乱？即便有黑社会组织成员混迹于不明真相的民众里，如何最后竟焚烧到中共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这三座代表当地最高权威的办公大楼，且数百警察受伤？

　　细究上述两起事件的深层根源和结症所在，正如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处理瓮安事件时所说：“因侵犯民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各种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动辄将警察推上第一线，百姓意见很大，既导致官民关系紧张，更使警民关系紧张”。

　　事实表明，官方的信誉、警方的形象已成为两起事件中的最大受害者。两省高层如今能及时应对，迅速化解矛盾，挽回不少声誉，而未来能否将事端化解于未发中（即“治未病”），能否将应急措施转化为制度性的安排，能否将省级官员的行政理念传递到各县乡镇官员中，却是大陆各地基层政府当前共同面临的重大迫切议题。

　　中国正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巨变时期，各种利益交织和社会阶层矛盾正随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而变得日益敏感，加之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仍在扩大中，官方如何制定平衡的公共政策、在利益分配中如何关注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显得尤为必要。换言之，在中国当前的发展与改革中，关注公平应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首选项。

　　应当看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各个社会变革时期，矛盾冲突凸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要处理及时得当，大多数百姓既不是“无理暴民”，也不会“贪得无厌”。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地方官员（尤其是县乡级基层官员）在“歌舞升平”中早已丧失了最起码的施政能力，面对突发事件时更缺乏正确应对的心态和处理危机的经验。

　　从云贵两省高层快速平息民怨的动作中，中国的基层官员应该学会采用更为公开透明、更为民主、更为和谐的方式处理难题（那种动辄使用警力的做法必然加剧地方上的紧张感）。因此，冲突事件若能和谐解决，不但会重塑政府形象，更会推动地方民主风气的形成和民主制度的建设、革新各级官员的执政理念、打磨基层政权的行政能力和水准——这对他们来说，既是面对当前困境的一大预警，更是改变行政理念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