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入云石柱刻

                 后乐亭

                 吴汝纶先生像

                  半山阁

    5月3日中午，我在桐城中学里，找到了姚鼐书屋“惜抱轩”旧址——银杏树。银杏树枝繁叶茂，蔚为大观。树身有牌，注明树龄232年，为国家三级保护。

                 银杏树

    树下有浅绛色大理石碑，碑文如下：
   “惜抱轩”银杏树为桐城派大师姚鼐于乾隆三十九（公元一七七四）年辞官回乡亲手所植。先生故居“惜抱轩”，于一九五五年改建成教学楼。一九八八年五月桐城县人民政府将该树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瞻先贤遗风，启迪后世学子，勒石以誌之。二〇〇一年秋，桐城中学立。

    出发之前，翻《清稗类钞》，谈到桐城文派，说方苞一传为刘大櫆，再传为姚鼐。姚鼐小的时候，向他的伯父姚范学习经学，从刘大櫆学习古文法。又说“惜抱幼时，即喜亲大櫆。客退，辄肖其衣冠谈笑为戏”。可见师生关系非同一般。

         姚鼐先生像 

    乾隆时，开四库馆，姚鼐亦列馆中，但他写提要，被纪晓岚采用的，十篇仅仅二三篇而已。（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解不同，他便辞官了……
    正值桐城中学的学生吃午饭的时间，校园的路上，学子往来不断。
    一个困惑我的问题又浮现在脑际：常说桐城派宗理学，果真如此么？我以为应仔细分辨。

    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的一段话经常被引用:“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他还详细论述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理运用的辩证关系。并且他的《古文辞类纂》内也没有经类的文字。程颐却表示：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如果没有这三样，就将接近“道”。对姚鼐来说，即使文章立论要讲究“义理”，但中心还是为了作文。而程颐的态度很明确：文章是害“道”的。两种观点可以说是冰炭水火，怎能笼统地说桐城派宗理学呢？
（左图为复原的“惜抱轩”内景）  

    胡适曾说谭嗣同、梁启超都是桐城派的变种，都经过了一个桐城时代。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倡文学革命，要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人民，必然要激烈反对以文言文为主要表达形式的桐城派。今天看来，未免有“矫枉过正”的成分。
    桐城派的末代传人姚永朴，曾问弟子吴常焘对桐城文的看法，吴常焘答：“‘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自其当变者而观之，则未变者皆谬种也；自其足法者而言之，则可法者皆奇文也。先生《文学研究法》言之详矣。”姚永朴笑道：“若吾子言，桐城固白话文学之先驱矣。”
    我们的思维模式受“主要矛盾”论和“一分为二”论浸润太久，以致我们泼脏水没把孩子泼掉，却可能泼掉了孩子们心爱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