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者生涯（五）
         
                中央派来的记者 

　　    我数年里南来北往、东奔西走，接触了不少企业，结识了一些厂长、总经理，我试图通过对他们及他们的企业的采访，了解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是怎样发挥着自己的个人才智与魅力，克服自己的局限与陋习，率领他们的队伍去参加商品市场的激烈战争。我在获得了采访必需的一些基本素材之外，总想再花上一点时间，更深入地探寻这些当家人的内心，找到作为普通人的我与他们能够相通相感的地方。
    在安徽怀远县，我采访了一家食品厂。怀远不通火车，厂里派车从蚌埠把我接到县里。怀远是农业县，来来往往农民与各色各样的农产品、农机具构成县城一大景观。食品厂的职工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季节性的农民工占很大的比例。“你知道纠正他们的卫生习惯得花多大力气？一个吐痰就费了牛劲了！”厂长虎眼圆睁地对我比划：“吐痰跟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生活环境有关，你不可能不让他吐。可我这儿是食品行业，要想把质量搞上去，你不扳过来他这个随地吐痰的坏毛病，别的都甭想！”厂长硬性规定了一些“铁杠杠”：《严格卫生规定十不准》，如看见那个车间地面、楼梯有痰渍、烟头——罚；看见乱丢废物、乱放自行车——罚；看见午间喝酒——罚……每到月末卫生大检查，厂长戴上一副崭新的白手套，专往机器、管道上摸，如果发现污浊之物，立刻抹到车间主任身上！有一次厂长认为自己光顾忙业务，办公桌上有些凌乱，当月自罚奖金100元，并贴出公告。几招过后，企业精神面貌彻底改观，质量合格率猛升上去，配以适度的广告宣传和促销手段，产品不仅挤占了本地区的市场，而且全省及周边省份也感受到其灼灼逼人的气势。
    我发现，一个企业在它的上升发展阶段，总经理、厂长个人的魅力和形象，是影响整个企业“军心”、“士心”的重要因素。因为此时厂子名气小、产品销售困难，工人们都看着厂长的脸色行事。很多厂长深明此理，他们与工人一起吃苦流汗，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却把压力和苦楚埋在心底。古井集团的王效金，这个笑起来震得房间嗡嗡响的红脸汉子，他的话音里永远透着自信。酒厂的中层干部说，他们只要看见王效金在厂里，哪怕只看见他一个背影，就觉得心里特踏实。我非常希望了解王效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动力何来？他后来透露给我一个小故事：小时上学的一天，经过一个医院门口，看见那里围了一群人。他好奇地挤进去瞧热闹。一辆破旧的板车上，散乱的棉絮盖着一个脸色青灰的农民，他的妻子和孩子用嘶哑的哭声央求围观的人救救这个农民。打听之下得知，这个农民因为无力支付医院几百元的医药费，被医院拒之门外。“当时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王效金说，“我一下冲出人群跑出去，跑了半天才发现跑到与学校相反的方向去了。我发誓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让所有的人吃饱饭，有钱看病！”我想这件事给了王效金太大的刺激，而往往英雄出自贫寒，力量生于打击。与他心目中成功的目标相比，一般人认为是苦和累的事他不以为然，一般人认为的名和利他会嗤之以鼻。在古井，偷一瓶酒（或价值100元以上的财物）马上开除，可在职工离厂前，王效金常常亲自与其交谈，感谢他对厂里所做的贡献，指给对方上诉的途径。王效金的魅力在于将火的热情与水的柔情融在一体，恰好像酒。
    在东北，一个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县，我拜访了一个很有色彩的人物一一王厂长，他既是一个厂的厂长，又是公路站站长。这个县很小，“一条街望到头，五个警察俩岗楼”。就这么个小城，王厂长却像美国总统竞选演说那样，在全县公开招聘大会上有板有眼地发布他的施政纲领和对职工的承诺，战胜了“在县里有背景”的对手成为公路站长。他第一个在长途车站大厅内出租柜台；第一个在公路站下设没有车间的加工厂，把加工厂的活分发到各家各户，又把产品打入俄罗斯；第一个跨境（县）应聘公路站长；第一个走出小县城，去省电视台亲自做产品广告；第一个试图在县里办起“托老所”……四天里他把他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讲给我，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和在旁边默默倾听的厂长夫人弄得泪流满面。可在有一天的下午，他趁夫人不在时，悄悄告诉我他跨县应聘公路站长的另一个原因：原来在那个县政府里有他的初恋对象！“一来她可以在政府里帮我使劲，二来我有机会和她见面。但我并不想破坏我和她现在的家庭。”自然，我在后来的报道中不可能提及这个原因。我读了陈祖芬写的关于王厂长的报告文学，也没发现这一段。后来听说他患了癌症，转到外地治疗，就失去了联系。

    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常常念及王厂长，想起他说话时的口气和表情。我想，人是血肉之躯，改革家也一样，需要情感的支撑，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是可亲可感的人。
　　在陕西，我走进大山里，采访一个军工厂。军工企业在六十年代特殊的背景条件下应运而生，在冷战时期却生存十分艰难。军工厂多在山区，当初建企业的思想就是搞一个完整的“小社会”：青年男女按对等的比例派进去，住宅区、商店、学校、幼儿园、医院、电影院、澡堂等一应俱全。企业办社会在当时没感到有什么问题，现在不同了。军转民，谈何容易？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项目，原料要拉进山去，产品再拉出山来，成本比山外增加了不少；再加上过去厂里不让它传，没有知名度，员工不懂销售，又没有什么渠道，库房里的产品积压得越来越厉害，厂长急得火上房。我正和厂长谈话，一位职工敲门进来，哭丧着脸问厂里为什么扣他的奖金，絮絮叨叨地讲述他的理由。厂长突然咆哮道：“咋搞的你？！你没看见我这儿来客人吗？这是北京来的记者，是中央派来的！你们的事该找谁找谁去！”我明白厂长此刻的心情，但职工的几个油盐钱被罚掉了，日子难过也是可以想像的。我无话可说。临行时，厂长拉着我这个“中央特派记者”的手嘱咐：“你们记者耳目灵通、关系广，你记着，有东南沿海的企业愿和我们联营的，怎么联合都行，最好把我们兼并了。”我仿佛见到联营后厂长目睹工人领工资时的笑容，认真点点头，握握手，登上山区每天两趟进城的班车，看着尘土里渐渐远去的厂长在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