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文化遗产陈列馆有一永乐村收集来的石塔构件

大辽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



构件背面也就是原来石塔内部的佛龛

上面这张照片是借用四方客博客中的照片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活动——永乐村石塔考略

                                   《保定日报》，作者杨卫东。

    位于涿州城北的永乐村，旧有辽代石塔一座。塔为经幢式，高6米余，八角，密檐十三层，宝珠顶。石塔位于一座古寺内，据史料记载，该寺为燕南名刹，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仅知辽金之际称永乐院，明清时期称东禅寺，后又改称东兴寺。东兴寺的寺院建筑及这座石塔，同毁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民国年间编印的《涿县志》，刊载了此塔照片，并加以文字描绘，谓：“塔在本县永乐村，辽代物。叠矩重规，飞桷张檐，于庄严色相中寓婀娜风格，雕琢殊古”。（见照片1）

　　现在，该寺遗址已辟为学校，石塔的部分构件散落于操场一角，仅塔身一截被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征集收藏。

　　此截塔身大理石材质，八棱形，高117.5厘米，直径79厘米，每面宽28厘米。塔身纵向从中剖开作二件，中间正中挖空呈龛形，龛内置一石佛像。塔身正面上部浮雕一行龙，周饰云气纹；下部饰一门，行龙作口衔门楣状；门左右两侧（第二、八面）下部各浮雕一护法神（力士）。云、龙和人物的浮雕，布局匀称，线条劲健，刻划细致，堪称辽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见照片2）。

　　塔身第二面上部至第八面均刻有铭文。其中第二、三、四面镌记文，五、六面镌《大悲心陀罗尼》经文，第七面上部刊当村捐助人题名。石塔记文竖刻正书，“莎题沙门志才撰”，“当郡吴志宣”镌。首题：“大辽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全文略）。

　　这篇记文撰写于辽末天庆十年（1120年）四月，出于石经山云居寺（辽代属涿州范阳县，今属北京房山区）沙门志才之手。志才乃辽代后期燕京地区著名学僧，现存于云居寺辽代压经塔上的《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亦为其所撰。又其于记文前题曰“莎题沙门”的□题，指石经山。据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谓：“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带山，生莎题草，又曰莎题山。藏石经者千年矣，故曰石经山。”莎题之号由此而来。关于志才的生平行状，目前仅矢清末缪荃孙艺风堂藏有《莎题师造陀罗尼经幢》拓本，后有记文，多磨泐不辨，仅识“莎题师，西马村人，俗姓□氏”数字。推测白带山云居寺应是其晚年修持之地。作为一代学僧，志才能够为永乐村邑众所建的“感应舍利石塔”撰写记文，也从侧面反映了建塔一事在僧众中的影响，及当地佛事活动与中国北方名刹云居寺的关系。

　　僧志才所撰记文，首言佛骨舍利以福人天之功，再言记传所载因感应而获舍利之事，又叙永乐村佛教邑会数十年来佛事活动中获舍利供奉的过程，后引唐宪宗时韩愈不信释教，上表谏迎骨而寿不永为例，以斥訾教谤佛者。此记虽为侫佛之文，但征引宽博，叙事简括清晰，议论风生，置于有辽一代释子文章之列，可称为“秀出于林”之木。

　　从文献价值的角度看，这篇塔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一村内的几个佛教邑社，三十多年间相继不辍的佛事活动，真实具体地反映了辽代燕京地区民间崇奉佛教的情况。记文载，辽燕京析津府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有佛教邑会称“嬴钹邑”，其邑众靳信等，于辽道宗大安三年（1087年）二月十五日，建佛祖圆寂道场三昼夜，“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扎制释迦牟尼涅像一躯，按照佛教仪式火化后，竟于灰烬中得舍利（佛骨凝结物）十余粒。为供奉这些“感应”而获得的佛骨，大安六年（1090年），当村的又一佛教邑会“念佛邑”的邑众，出资于本村僧院建砖塔一座，以奉安葬讫。后来到辽天祚帝天庆九年（1119年），后辈又有“螺钹邑”邑众，亦于二月十五日，办圆寂道场七昼夜，并依照前法扎纸佛一尊烧化，竟又得舍利五十八粒。于是邑众舍财建石塔一座，在天庆十年（1120年）三月三十日葬讫并刊铭以记之。

　　记文中载：永乐村僧院还有一所建于大安六年的砖塔，亦为邑众为供奉舍利所建。此塔早毁，遗址已不能确指，但塔铭有拓本流传。其记文可与石塔塔记辅证合观。其记云：“窃闻吾皇汉化，位登九五，远则八方入贡，近则风调雨顺。八叶承条，千龄应运，德感贤臣，匡佐内外，极无不归。然及光宗释典，三教兴焉。今则我释迦牟尼舍利者，如来玄远奥义穷无不尽。天地而堪倚堪托，万类而悉皆从顺。实燕京析津府涿州范阳县任和乡永乐里螺钹邑众，先去大安三年二月十五，兴供养三昼夜。火灭以后，邑长靳信等收得舍利数颗，自来未成办。至第三年，有当村念佛邑等三十余人，广备信心，累世层供养诸佛。各抽有限之财，同证无为之果。遂乃特建宝塔一所，高五十余尺，去当院前堂南面约五步，一级三檐。是日，有当年首领五仙、乔寿、郦翔、董选、张仁思五人，特管两檐砖灰，同成灵记，共结良因。张安民书，于时大安六年庚午岁次甲子朔七月十五日记。”

　　据两塔记文，可知当时的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范阳县任和乡永乐里（今永乐村），在道宗、祚帝两朝的三十多年中，共出现过嬴钹、念佛、螺钹等三个佛教邑会组织，这些组织前风后继，不时举办佛事活动，邑众们两次舍资建砖塔、石塔各一座，辽代民间崇佛风气之烈，于兹可窥一斑。文中所叙当时举办的圆寂道场——即火化纸佛的形式，实涉迷信，又谓于灰烬中能得佛舍利，更属虚妄之谈。但时风所至，姑妄听之也罢。不过，今天我们从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佛教活动的具体情形，而这些内容，在我们迄今发现的同类石刻文献中，极为罕见，因此，这篇塔记对于研究辽金时期今北京地区的佛教历史和社会史，无疑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