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7月30日，正在游访美国的梁启超来到芝加哥附近的“西贤雪地”。这是一个成立仅一年多，人口大约两万的新城市，由宗教领袖杜威率领其信徒所创建，这位“宗教界之拿破仑”自比耶稣，通过祈祷疗法而非药物治愈了许多人的病，他不但给予中国客人隆重热烈的接待，而且在教堂里向其展示了“上帝的力量”：在场的六千多名听众中，有一半以上表示自己的疾病被上帝所治愈。梁启超深感震动：如此多的证人，不可能全都串通作假，因此必然是真的。不过，虽愿意相信灵魂不死，但要把精神的力量归之于上帝，仍然超出了梁启超的接受范围，他由此推测：“生理学与心理学，有一种特别之关系，现今未能尽发明者，而迷信之极，其效往往能致此。” 

       这件事记录在《新大陆游记》中，发表于1904年2月的《新民丛报》临时增刊上。不过，这个“西贤雪地”究竟是哪儿呢？这位“杜威”又是何人？翻翻《梁启超年谱长编》和《梁启超全集》，都没有相关说明，《饮冰室文集点校》则注为“不详”，似乎后来研究者们没有追究过这个问题。网上更有人干脆将此“杜威”误解成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不过两者显然并非一人。

       让我们把历史的指针回拨到1896年。这年夏天，谭嗣同北上进京，途经上海时拜会了大名鼎鼎的传教士傅兰雅，后者向他展示了万年化石、X光片、计算器等，面对这些新鲜事物，谭嗣同感受到了天地万物进化不已的震动。在京逗留的日子里，他对于如何拯救世界逐渐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因此，当他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再次来到上海时，便渴望与傅兰雅再叙谈一番，可惜后者已去了美国。不过，他却收获了一本奇书，读过之后欣喜异常，这本名为《治心免病法》的著作不但解开了他心中长久的疑惑，也确证了他的救世方案：“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充满了能量的“心”，成了宇宙的关键。

        这种对精神力量的浓厚兴趣，在19世纪广泛存在。科学和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催生了对它的反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兴起了新思想运动(New Thought Movement)，这一融合了基督教与进化论的宗教运动，教导信众坚信人的心灵力量可以改变外在的环境，其创始者之一亨利•乌特于1893年出版了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主张通过宗教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来战胜身体的疾病，此书大受欢迎。1896年，傅兰雅将其译为《治心免病法》，由上海格致书室发售，并列入益智书会卫生学方面的教科书，在晚清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谭嗣同如何借用和发挥了《治心免病法》中的“以太”概念并以此发展出其代表作《仁学》的一整套世界观，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简单说，宇宙是一个完全由“心”所造就和毁灭的现象世界，无所不在的“以太”将天地万物都联通，本无所谓善恶和生灭，但因为有了人我、彼此之分，有了对待，便产生了种种迷妄与阻塞，阻塞便是不仁，劫运由是而生。在这张遍布了虚假的阻隔和颠倒谬误的万物之网中，最诚挚和无畏的意志可以感动他人的大脑，让脑电彼此沟通，就像投入水中的石子，引发连锁反应，最终激荡起一场普度众生的风暴。因此，为了感动同胞之心而主动选择的死亡，恰是一种最大的引爆力量。

        凭着这样的信念，谭嗣同就义了，而他的挚友梁启超则携带着《仁学》的手稿逃到了日本。

        梁启超东渡的第二年，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乘船前往苏格兰。作为一个身体虚弱的人，他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心理因素改善自己的健康。旅行期间，他大病一场，经历了一次长久的濒死昏沉。病情逐渐好转后，他于1901年开始在爱丁堡大学做关于“自然宗教”的演讲，并于1902年出版了《宗教经验种种》。这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及美国心灵学研究会的创建人，带着同情和甚至继续辩护的口气介绍了此时正在美国流行的医心（mind-cure）运动：

        “医心运动的最显着特征，是一种更为直接的灵感。该运动的领袖产生了一种直觉信仰，相信健康的心态拥有拯救万物的力量，相信勇气、希望、诚实具有征服力，相应地藐视怀疑、恐惧、忧愁以及所有神经质的防范心态。他们的信仰， 一般为信徒的实践经验所证实。今天，这类经验数量巨大。”    

  

         在这里，詹姆斯提到了一位出生在苏格兰的教士John Alexander Dowie，事实上，他正是梁启超会见的“杜威”。此人于1901年在伊利诺伊州创建了Zion，即“锡安”，也就是梁启超笔下的“西贤”，至于“雪地”，应该是City的音译。（例如，梁启超把堪萨斯城译为“垦士雪地”。）这个城市至今仍然存在，根据2010年的统计，全境为25.4km2，人口两万四千多人，与其创建之时相比增长不多。梁启超发表演讲和见证“神迹”的教堂应该是the 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于1937年焚毁。

         一百多年前，面对“上帝的力量”，梁启超马上想到了被自己列入《西学书目表》中的《治心免病法》。就在这次会面前不久，他还在指出《仁学》中的“以太”虽从此书而来，“然此等书，何足以望先生（谭嗣同）之一指趾。稍有眼力者，当能辨之。”然而，谭嗣同的救世方案毕竟太务虚，而《治心免病法》现在看来倒更有些实效。

       和梁启超一样，詹姆斯也认为不论是亨利•乌特，还是杜威，其实都从属于医心运动。有意思的是，尽管医心派有着一致的基本信条，并普遍借助暗示的力量、大量的实例以及对潜意识的运用，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竞争。例如，杜威就宣称自己的疗法是独有的，其他宗派则是冒牌货。亨利•乌特也同样提醒读者“其他治心法，不误者少”，不可与自己的“治心法”混用。因此，可以说，在世纪之交，就像殖民者在争夺着地理空间和物质财富一样，同样以“科学”名义构造而又彼此不同的“心—身”模型也在争夺着对人们心灵的领导权和疗治资格。

        “很快，太平洋岸和欧洲将建设起更多的‘西贤雪地’，不出十年，连中国都会有。加入我们吧！”1903年的那个夏天，自信满满的杜威向梁启超发出了盛情之邀。

 发表于《东方早报》 2015-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