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反规训”:两代人的精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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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关键词:儿童文学;精神对话;规训;“反规训”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儿童文学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不论是“儿童本位”的文学还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儿童文学是成年人出于对儿童的关爱、教育、引导等现实的目的而创作出来为儿童服务的文学,这是由儿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能所决定的,正是这种明确的功利性和现实功能使得第一条共识几乎无可置疑。因此,即便古今中外有过一些才华横溢的少年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们仍然被作为一种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处理,对整个儿童文学而言是“非主流的”、“非经典的”、“非自觉的”的写作活动,“无论从全部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还是整个儿童文学的生产状况考察,儿童文学只能是由成年人所‘发现’和所‘生产’的,正如现世社会是由成年人在那里主宰和运作着一样。”[2]确实,作为精神产品的儿童文学,成年人不仅是它的主要生产者,而且还是流通过程中的筛选者、编辑者、以及消费过程的有力支持者和监控者,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其目的乃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培养出理想的接班人。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形成第二条共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儿童文学乃是两代人之间进行文化传递与精神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现世社会对未来一代进行文化设计(也即人化设计)与文化规训的艺术整合。”
然而,正是这两条看似都合理的共识,彼此之间却发生了冲突。因为,虽然“传递”是单向度的,但“对话”却是双向度的,至少正常的对话应该是互相的交流,否则就成了独白甚或训话。而第一条共识却正是把两代人的对话变成了一代人的独白。
考察实际,我们确实看到许多作者、编者和师长们煞费苦心地将某些他们心目中的儿童文学创造出来、编辑发表出版出来、然后呈现到儿童的眼前,却无法赢得儿童们的欢迎和喜爱,其中诸多“意味深长”的道理甚至遭到儿童们的不屑一顾。从理论上看,这些作品确实是成年人写给儿童的,确实蕴含着成年一代对于下一代的某种文化设计的企图,所以它们确实是儿童文学——其结果的失败只能证明它们是“坏的”儿童文学,而不能说是不是“真的”儿童文学。这种“坏的”儿文发展到极端,就是文革期间的那种儿歌,从文化规训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疯狂的、变形的儿童文学恰恰最能表明“文化设计”这一点,假如我们因为它们是错误的、不健康的期待而否认它们是真正的儿童文学,那等于说儿童文学等于好的儿童文学。
另一方面来说,有些如《西游记》这样的优秀作品,并不符合前两点共识,却受到儿童的喜爱和欢迎,因而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儿童文学”,无论如何也难以从前两条共识中给出满意的解释的,因此有了“两大门类”说,这样的作品也就被作为一种“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来处理,所以,事实上第三条共识本身就已经和前两条共识发生了矛盾。
同样,在当下,越来越多的儿童在为成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作,不少作品还获得了发表或者出版,成为了文学事实,在图书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份额,如果说这些作品难以算作“儿童文学”,那么似乎更难以被称之为“成人文学”,那么,与其创造出更多如“青春文学”等模糊的概念,还不如反省已有的“儿童文学”概念。
因此,无论从理论自恰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文学实践的现实情况来说,都有必要对儿童文学的既有共识做出完善和补充。
这种文化规训与反规训,体现在儿童文学上,就是儿童被希望阅读什么、可能阅读到什么、实际被允许阅读什么都是由成年人控制的,体现出成年人在这种“精神对话”中的霸权地位。就算是失败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也只有在起码阅读过一部分内容之后才能做出不喜欢的反应,而这些部分内容,仍旧能够向儿童传递一些来自成年世界的信息,使他知道此刻自己被期许着明白些什么,尽管是他不喜欢的,但他仍然得到了部分的信息,而他则通过自己的不喜欢,来做出回应。因而从文化规训与反规训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作品同样起到了沟通的目的,即便它发展出“革命儿歌”这样畸形的形态,也不能说它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
用文化规训与反规训来重新看待儿童文学,许多问题就能获得很好的解释。例如,在过去的时代,儿童们缺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在不是针对他们、因而没有那么多明确的文化期许和枯燥说教的承成人文学作品中选择,于是有了所谓的非本位的儿童文学。可以说,儿童文学的两大门类,正是规训和反规训的结果。又如,在当前,由于市场经济的繁荣,使得低龄化写作、青春文学、少年作家、80后以及90后作家等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尽管学者们早已认识到这“是儿童自我精神生命的一种特殊诉求方式,以展开与成人世界的精神对话,”但却仍然认为“我们不能将‘儿童文学’说成是‘儿童自己写的文学’,或将‘儿童写的作品’视为‘儿童文学’,这是一个文学常识”[3]确实,这些作品不是“成年人写给儿童的”,甚至可能不主要是“儿童写给儿童自己的”,而主要是“儿童写给成年人的”,如果我们以文化规训与反规训的观点来看,就能明白,这是因为当下的儿童有条件用文学的方式来与同龄人交流成长的体验,并向成年人有力地传达自己的心声,只要这些作品经过文学体制的审核并得到了发表,被人阅读,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承认它们是儿童文学,而且是一种颇为重要的儿童文学。
其实已有论者指出,“儿童文学作为成人与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是在二者的权力关系中产生的。”[4]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更为广义的“儿童文学”的概念:
儿童文学乃是两代人之间进行文化传递与精神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体现着现世社会对未来一代进行文化设计(也即人化设计)与文化规训的艺术整合的要求,同时又体现着未来一代对于这些要求的或顺从或反对的意见,作为文学活动的儿童文学是是两代人通过文化规训与“反规训”来进行文化整合这一过程的一部。
注:
1.关于这几点共识,参见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1版.
2,3.王泉根.少儿参与: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新现象——兼评一种错误的“儿童文学”观念[J].当代文坛,1997(3).
4.金莉莉.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20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