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到处听人提《万象》第4期陈冠中的文章，

眼见着“坎普”一词，要像当年的“拧巴”一样风行起来。

本期《万象》中，我倒是偏爱苏友贞的那篇小文：《异国情调的符码》。

文章分析近来正热乎的几部美国电影，都与日本有关——

《最后的武士》、《杀死比尔》、《迷失东京》。

两个点——

 1， 符码的问题。

很多日本元素（比如武士道精神）在电影里，

“只是一个籍口，一个煽动异国情调的符码，一个迎合时尚的符码。

在美国目前的文化氛围里，一切与东方有关的东西都是时髦的，

这并不代表对东方文化的真诚兴趣，只是一种极端表面的附会风骚而已，

无异于东方人手上的一个LV包。”

中国大陆电影里也好用洋符码的，可老觉得用得有点滑稽。比如《巴尔扎克和小裁缝》。

2， 东西方强弱势问题。

东方人看《最后的武士》中的汤姆克鲁斯觉得同情与喜爱，

是因为看到这样一个西方人崇拜东方，心有满足；

可是，如果反过来，看到一个东方人弃绝自己的文化去拥抱西方的文化，

估计就要骂人数典忘祖、崇洋媚外。

同样的问题，置换一下，换成西方人的视角，他们会怎样？

这其中，是有些东西可想的。

今天和须兰吃饭，聊起这文章，须对苏友贞的定位是：家庭妇女作家。

因为她现在美国，是个纯粹的家妇。

我刚开始却把苏友贞与台湾的苏伟贞混为一人了。

须讲其与苏友贞的一段故事：《万象》刚创刊时，须写了一篇文章，

讲当年的《良友画报》，里边提到苏的祖母。

远在美国的苏看到此文，与须联系，并从此开始搜集她祖母的故事。

后来写了一篇，也发在《万象》。

须评价道：苏一出手，文章便好得叫人惊讶。

我看苏此文，平易浅显，但是到点到位；

并非自己来说什么惊天大道理，而是提出一些问题，

供读者边看边按自己的理解想下去——喜欢这样的文章风格。

（2004-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