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鳴鶴生平考釋

虞鳴鶴，為虞當之子，僅見於柳宗元《虞鳴鶴誄》。以下全文收錄，並適當收錄注文：

虞鳴鶴誄幷序。[1]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皋，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旣克葬於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孫曰]《史記》：武王克殷，封太伯之後為二國：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夷。）爰宅上陽。（[韓曰]僖五年《左氏》“晉侯圍上陽。”注：“上陽，虢所都。”今云虞宅上陽，未詳。）其後優遊，在越為鄉。（[童曰]虞氏世為會稽人。會稽，越國。）延、詡輔漢，（[孫曰]後漢永平三年，延為太尉。八年，為司徒。十四年自殺。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順帝時，詡官尚書令。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韓曰]《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曰預曰喜，在晉克彰。（[韓曰]虞喜，字仲寧。弟預，字叔寧。翻之族也。）義篤斯文，有苾其芳。秘書多能，垂耀於唐。（[孫曰]世南，字伯施，太宗時為秘書少監。）洎於漢陽，世德以昌。（[孫曰]漢陽，沔州郡名。九皋父當，終沔州刺史。）毗贊尚父，（[孫曰]九皋父當，為郭尚父從事。）休徵用陽。惟我先君，並時翱翔。洽主記室，（[孫曰]郭尚父據朔方，公父鎮為記室，與當同在幕府。）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

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於鄉，論為秀士。（[童曰]《禮》：命鄉論秀士。注：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百郡之選，業於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群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熟徇於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祗祔於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倚閭千里，歡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吊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

惟昔夏口，羈貫相親。（[孫曰]鎮為岳鄂都團練判官，當為沔州刺史，故公與九皋相善。夏口，鄂州也。羈貫，丱角也。）通家修好，講道為鄰。旣冠於阼，思致其身。升於司徒，（[韓曰]《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及爾繼年。（[孫曰]貞元九年，公舉進士。）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咸去韋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

誄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誄文包含以下信息：一、虞鳴鶴為虞當長子（元子）；二、虞當曾與柳宗元父柳鎮在郭子儀幕府共事；三、柳宗元撰寫《虞鳴鶴誄》的時間，當在貞元九年（793）其父柳鎮亡後（“惟我先君”），又在永貞元年（805）九月被貶邵州刺史之前。唯有這段時間，柳宗元留在長安：先是禮部員外郎，然後在京郊藍田縣做了一陣子縣尉；永貞元年（805）以後，柳宗元被貶邵州刺史；緊接着又貶永州司馬；直到元和十年（815）奉詔回到長安。

《誄》文能夠說明虞鳴鶴卒年的關鍵，在“升於司徒，及爾繼年”及“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倚閭千里，歡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

柳宗元進士及第在貞元九年（793），世有定論。“及爾繼年”說明貞元十年春闈試士後，虞鳴鶴亦中進士。徐松《登科記考》“貞元十年”條下，有“進士二十八人”，並注“是年試《風過簫賦》，見《酉陽雜俎》”。

貞元十年，柳宗元僅二十二歲，上溯興元元年（784）柳鎮任“鄂岳沔都團練使判官”，才十一年而已，遠遠夠不上《誄》文所說“交歡二紀（二十四年）”。或許我們應該這麼理解，虞、柳兩家在郭子儀幕府時期就已交好，柳、虞“交歡二紀”是指兩個家族的交往時間，而不只是從興元元年的“惟昔夏口”算起。

《虞鳴鶴誄》“終於長安親仁里”，而《唐第五琦墓志銘》：“以建中三年八月戊午終於親仁里之私第。”又《虞鳴鶴誄》“旣克葬於高陽原”，而《唐第五琦墓志銘》：“以其年九月己酉遷厝於高陽原之先塋。”因第五琦為虞鳴鶴之外祖，這兩處地名的同時出現，當不是巧合。即虞鳴鶴生命的最後時刻，是在其母舅家中度過的。是時，進士的捷報已經傳達到鄉邦，故柳氏有“慶歸其鄉，身終逆旅”之語。

關於虞鳴鶴，餘姚及慈溪兩縣方誌多有提及。今據出土文獻及史料，可以澄清鄉土歷史的一些錯誤認知：

1、虞鳴鶴不是虞世南之後

虞當見於《唐虞從道墓誌》、《華嶽題表》，以及柳宗元《虞鳴鶴誄》和《先友記》及相關注文；其子虞鳴鶴，見於柳宗元《虞鳴鶴誄》和《先友記》及相關注文。明、清兩季地方文獻雖然對虞鳴鶴多有采錄，但皆出自柳文孫注。

近代書家朱關田在《唐代書法家年譜》中認為：“簡州刺史虞遜，蓋世基之子世南之侄即上譜隋符璽郎熙、宣義郎柔、晦之孫，是與虞沔州別一人。《姓纂》所記‘孫遜’，乃對虞荔而言。郁賢皓、陶敏《元和姓纂整理記》據柳宗元《先友記》、《虞鳴鶴誄》而定虞沔州為虞當，甚是。上引《姓纂》‘孫遜，郎中，歷沔州刺史’。郎中下必有脫漏。其‘歷沔州刺史’者，乃為虞當。以年代推之，三十年一代，蓋為遜之孫也。虞當有子名九皋，字鳴鶴，先父而亡。杜甫《贈虞十五司馬》有‘遠師虞秘監，今喜識元孫’云，虞十五司馬時代相近，或即其人。”[2]

朱氏之說謬誤不少：一是認為虞遜為“蓋世基之子世南之侄即上譜隋符璽郎熙、宣義郎柔、晦之孫”；二是認為“‘歷沔州刺史’者，乃為虞當。以年代推之，三十年一代，蓋為遜之孫也”；三是認為虞九皋（鳴鶴）或為虞十五司馬。

今結合《隋志》、新舊《唐志》及相關墓誌文獻，知虞遜為虞熙之子；虞遜（仕於貞觀至儀鳳年間）和虞當（仕於玄宗末及德宗時期）處於兩個時代，屬於不同分支的餘姚虞氏；虞九皋（鳴鶴）不是虞十五司馬，九皋進士及第，未及授官即夭亡。

至於《姓纂》“生茂世，孫遜，郎中，歷沔州刺史”的原文應該是這樣：“（虞荔）生茂世，（茂世）孫遜，（尚書工部）郎中，歷沔州刺史（誤）。”其實，我們應給《姓纂》“虞氏”條設立這樣一條底線：即虞當不應該出現在“生茂世、孫遜”之後。

《唐虞從道墓誌》記載誌主葬於河南景李原（今伊川縣），又柳《誄》載虞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克葬於高陽原”。[3]可以推定這些虞氏宗人已定居中原，沒有歸葬故土的習慣（包括虞遜葬於洛陽邙山）。就是說，在初中唐時期，這些標榜“會稽餘姚”的虞氏宗人，無論他們的出生還是死後，與“餘姚”没有多大關係。

《唐虞從道墓誌》、《唐虞遜墓誌》、《唐虞秀姚墓誌》、《唐虞照乘墓誌》等屢屢出現的“會稽餘姚”，是南北朝時期門閥制度（包括當時的九品中正制）的歷史遺留，僅僅體現了一個家族的光榮與榮耀。儘管唐代之科舉制度已有革新，門閥制度早已破壞，但門第觀念依舊出現在婚嫁、喪葬等世俗生活中。

2、虞九皋（鳴鶴）與慈溪鳴鶴的關係

今所見最早記錄“虞九皋”的地方文獻，是明萬曆《新修餘姚縣志》，[4]原稿的這部分內容已損，《虞九皋傳》記載了什麼，不得而知，但《縣志》目錄把“虞九皋”附在“虞世南”之下，顯然說明虞世南與虞九皋存在某種血緣。

又光緒《餘姚縣志》：“虞九皋，字鳴鶴，父當，為郭子儀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九皋世其家，舉進士，溫恭孝友，為先進所推，官未達而卒。柳宗元哀其行之弗昭，追列遺懿，謚曰恭肅。”其下注：“柳宗元撰《誄》，參嘉靖《志》。乾隆《志》引《續文獻通考》：‘九皋舅氏没於海，奔喪扶櫬以歸，方舉進士而没，私謚恭肅。’”[5]可知光緒年間重修《餘姚縣志》時，僅有嘉靖《志》，已無萬曆《志》。雖然如此，我們通過“參嘉靖《志》”後撰寫的《虞九皋傳》，可以看到明代對於“虞九皋”的認識，主要還是來自柳文孫注。

又天啟《慈谿縣志》：“虞九皋字鳴鶴，其父當與柳宗元之父鎮同為郭子儀記室，及鎮為岳鄂都團練判官，當復刺沔州，兩家子同在宦所，故九皋與宗元幼相友善。及九皋論秀於鄉，升於司徒，與宗元交歡又二紀。九皋素有文行，大為當時人士所敬服，宗元常稱其‘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以禮是履’。貞元間登進士，遽卒於長安親仁里，一時名流皆尊其行，而哀其亡，相與誄之，表曰恭肅。《誄》亦宗元所作。鄉人追慕不忘，遂以其字名其鄉，曰鳴鶴，至今人呼猶然。”[6]天啟《慈谿縣志》已把鳴鶴鄉的命名，歸於虞九皋。

又清徐兆昞《四明談助》“鳴鶴山”條：“縣西北四十五里。父老相傳：昔有鶴棲此山，一旦飛鳴沖天。（《成化志》）慈邑西北六十里。一云：唐元和間，虞九皋字鳴鶴，第進士，鄉人尊之，因以名其所居。一云：形如鶴，翅舒而喙張，有飛鳴之狀，故名之。（《曹志》）”其“虞九皋”條亦引《曹志》：“虞九皋字鳴鶴。父當，與柳宗元父鎮同為郭子儀記室。及鎮為岳鄂都團練判官，當復刺沔州。兩家子弟，幼相友善。九皋以文行稱，貞元中舉進士，遽卒於長安。一時名流乞宗元為誄。稱其‘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相與謚曰‘恭甫’。其後遂名鄉為‘鳴鶴’者，以九皋字故也。”[7]

又雍正《浙江通志》：“虞九皋宅，《名勝志》在鳴鶴山，唐元和間虞九皋字鳴鶴，居此。”注：“天啓《慈谿縣志》：九皋，世南之孫，世南宅即在此。”[8]

《通志》所謂《名勝志》，及《四明談助》所引《曹志》，即明代曹學佺《輿地名勝志》，亦稱作《大明一統名勝志》，《四庫提要》稱其“是書由雜采而成，頗無倫次，時亦舛譌。又多不著出典，未為善本”， 1995年編入齊魯出版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9]

以上諸說雖有些小小差異，但所有虞九皋信息，基本没有超出柳宗元《虞鳴鶴誄》、《先友表》及宋人孫汝聽注文的範圍。而虞九皋與鳴鶴山的關聯，就目前文獻來看，主要來自於曹學佺《輿地名勝志》。案曹學佺之生卒年（1574—1676），其編撰《輿地名勝志》的時間晚於嘉靖《志》，故以為《名勝志》之“虞鳴鶴宅”， 或對嘉靖《志》及當時的鄉間傳說有所采錄。

成書更早的寶慶《四明志》，是在乾道《四明圖經》基礎上編訂，眞實反映了南宋時期四明鄉賢對於“四明掌故”的瞭解。寶慶《四明志》中有三處與“鳴鶴山”有關：其一“梁虞荔墓在鳴鶴山，縣西北六十里，《梁書》云：荔會稽上虞人也，以博識聞舉宏詞，累遷中庶子，卒於官，歸葬此山”；[11]其二“定水寺，縣西北五十里，近鳴鶴山。唐乾元二年建，名清泉，世以為虞世南故宅，皇朝改今額，紹興七年更為禪刹寺”；[12]其三“鳴鶴山，縣西北六十里，耆老相傳云‘昔有鶴棲於此山，一旦飛鳴，沖天而去’”。[13]

再索宋代乾道《四明圖經》、開慶《四明續志》，都沒有虞九皋的相關記錄。又，元延祐《四明志》“虞荔”條下，袁桷注：“按舊志，慈溪縣定水寺，虞世南故宅，先越公以入政府恩奏為經院。今去寺里許，有虞侍中大墓，亡恙。寺舊有世南遺像，虞氏子孫多居鳴鶴，鳴鶴與餘姚接壤，而《九域志》亦言墓在鳴鶴，今鳴鶴去定水止十里，則定水山實總連鳴鶴山也，世南出為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陪葬昭陵，子孫皆居長安，遂以故宅為寺，舊志謂世南墓在定海，非。”[14]袁桷注文屢次提及鳴鶴山，卻沒有論及虞九皋（鳴鶴）與鳴鶴山的關係。

上引種種說明，遲至元代延祐時期（1314—1320），修志者尚没有把虞九皋（鳴鶴）列入“慈溪籍”，我懷疑以虞九皋（鳴鶴）命名鳴鶴鄉的說法，大概發韌於元末明初。到了明代中期，史地學者據柳宗元《虞鳴鶴誄》及宋人孫汝聽注文，把“鳴鶴鄉”歸之於虞九皋，繼而想象出“虞九皋宅”，並忝入“列傳”及“選舉”之中。

有了寶慶《四明志》“有鶴棲於此山，一旦飛鳴，沖天而去”命名“鳴鶴山”，再來看天啟《慈溪縣志》的“鄉人追慕不忘，遂以其字名其鄉，曰鳴鶴”，感覺後者的太不可靠。

至此，我們對慈溪鳴鶴應有這樣一個基本認識：鳴鶴鄉是因境內鳴鶴山而命名的，與唐代虞九皋沒有任何關係；虞九皋籍貫洛陽伊闕，上溯其五世祖虞荷又定居會稽山陰，至於他們墓誌上的“會稽餘姚人”，僅是說明鄉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