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夫死宗庙谓之变

《礼运》：“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礼记集解》引陈祥道云：“社稷，天子之社稷也，故君死之则义而正。宗庙，己之宗庙也，故大夫死之则非义而变也。然则大夫之义而正者如之何？曰：死众而已。”陈氏以为君死于社稷，是义；而大夫死于宗庙，则非义。理由是《曲礼》的“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孙希旦以为：“国君与社稷共存亡，故死社稷者谓之义。大夫得罪于君，则当出亡，故致死以守宗庙，则谓之变。若郑之伯有，晋之栾盈是也。盖大夫死宗庙，乃误用其勇而至于怒者，惟不明于上下之分故也。礼达分定，则有仗节死义之风，而无作乱犯上之祸矣。”

可以看出，两者对于“君死社稷谓之义”，不存在意见分歧——分歧在于后者。孙氏之说，过于勉强地联系了前句“用人之勇，去其怒”。虽然与陈氏说法有点不一样，但结论依旧是否定了“大夫死宗庙”的做法。

首句“国有患”，是后两句的前提。国有患，既可以内忧，也可以外患。在此前提下，“君死于社稷”自然是唯一的正确选择。纵观《礼运》此句的上下文，“大夫死宗庙”语义相对独立，没有可以参考的意义延续。并且从表达句式上分析，《礼记》既有“正+否”的句式，也有“正+正”的句式。所以仅从句式上无从判断，君与大夫的做法是对立的双方，还是同意义的反复。

就分封制的继承方式来讲，君的嫡长子为君，余庶子为大夫，也就是说，大夫之宗庙也即君之宗庙。先秦对于宗庙的建设，没有太多的史料可找。恰恰根据上文“礼达而分定”，君既死于国（社稷），大夫死于家（宗庙），可看作礼达后的名分类推，即上下句存在同意义的反复。

又《释文》云：“变音辨。”孙希旦在《集解》中从陈氏之说：“变如字。”按照的《释文》的说法，变是辨的假借字，即此句可读成“大夫死宗庙谓之辨”。辨者，辨别也。也就是说，能够辨别大是大非。即如孙氏所说，“大夫得罪于君，则当出亡”，其守自家宗庙而死之，也是正当的事。出亡是叛国，而据宗庙守之，无论被杀还是自杀，虽有敌意的成份，但比之叛国，罪行又降之。若以“得罪于君”来说，是小是小非；而能不能“死于宗庙”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曲礼》中“大夫死众”，通常的说法，是大夫为民众而死。殊不知，此众，非今日意义上的无论身份贵贱的民众，而至少是庶人与士的阶层。《礼运》中的“大夫死于宗庙”与“大夫死众”，并不存在意义的相反。即大夫之宗庙，也即众之宗庙。大夫之众，又即宗庙之众。故以为，大夫死宗庙谓之变，是对上句意义的类推，属于正确的做法——大夫为宗庙而死，是能够辨别是非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