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本戴春海著的《大爱中医——吕炳奎的传奇人生》，当时一拿到书我就马上翻开阅读了起来。因为吕老是新中国第一位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局局长，为中医药事业奉献一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中医药事业发展都与吕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本详细记录吕老生平和相关中医药事件的书正是我迫切想要的。

    读罢掩卷，颇有几点感想：

    1、中医药事业最需要的是既热爱中医、又真正懂中医的管理者

    在1956年正式出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之前，作为一名从37年起就弃医从武的老革命，吕老当时已是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时任省委书记的柯庆施对吕老还有一番话：“你在部队里搞过经济工作，你改行搞经济工作会对你的发展有好处。你如果一直搞中医，可能对你没什么发展。”而吕老的回答是“我就是喜欢搞中医。”

    虽然事实证明柯的这番话是个大实话，吕老自1953年抓中医工作至1983年离休，司局（厅）长的级别没变，的确在官位上“没什么进展”，但吕老对中医药的突出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这份热爱，也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中医药事业发展之中。可以设想的是，倘若一个人只是把管理岗位上的这份工作当作谋生甚至谋利的平台，指望其做得很好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吕老之于中医中药不仅有“爱”，更有其“懂”。师承名医汪志仁的吕老，跟师学习了5年，回乡悬壶不久就屡起沉疴，名声远扬。即使在战争年代，只要需要他就会用中医为战士和群众治病，被人称为“中医司令”。在北京的住处，慕名前来看病的患者多年来也是络绎不绝。正是有了运用中医治病的亲身体验，吕老对中医的理解比别人更加透彻，对问题的把握也更加准确。文革结束后崔月犁部长、吕老等人着力推动的许多振兴中医的政策举措，对此后30多年的中医药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为中医药大声疾呼、据理力争需要勇气与魄力

    50年代中医高等教育从无到有，至1962年已有23所中医学院。当时正值国家自然灾害，各行各业勒紧肚皮过日子，于是刮起了高等教育精简、下马、停办之风。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只保留5所中医学院，吕老作为中医司司长与教育司讨价还价，使其同意再增加7所。可是，当为教育界大精简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吕老得到消息：明天周总理讲话，后天林枫（国务院文办主任）作总结，中医学院只留5所，砍掉18所。

    吕老回到住处，连夜给周总理写信，据理力争：“中医学院的班子不太大，现在全部中医学院的人数只及两三个西医院校那么多”，“过去好多人反对办中医学院，这是不了解祖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医学院的建立对中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医的地位提高了，有的中医称中医学院是中医的命根子”，“砍掉十多所中医学院则需要从实际情况加以考虑，恳请保留各省市中医学院”。

    信写好后，吕老连夜交给出席会议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我恳请您务必亲手呈送周总理。”次日徐运北果然将信呈送周总理，并对周总理说：“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十多所。”等到讲话时，周总理专门谈了一句话：“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林枫在第三天作会议总结时，最后也提了一句“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原有的23所中医学院得以全部保留（后来，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而下马）。

    对这种具有大环境、背景的政策举措提出不同意见，是官员们比较忌讳的事情，因为触怒上峰的后果可能很严重，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是难以做到的。在吕老身上，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或许这也是影响他职务提升的因素之一吧。实事求是地讲，在现实环境中或隐或现地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并不少见，中医药能有现在的地位，就是许许多多中医界前辈这样大声疾呼、据理力争来的，如果我们中医人不敢于去争取，机遇也肯定就一点一点地失去了。

    3、中医要自信、自强、自尊

    针对当时中医司有的同志觉得在不公正对待中医的环境中低人一等、挺不起腰、抬不起头的思想，吕老到中医司上任之际就大着嗓门对司里的同仁说“你们要抬起头走路！他们（指部里歧视、排斥中医的人）看不起中医，是奴才相的表现。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中医工作和其他卫生工作是平等的。”

    吕老对那种中医只能看慢性病不能治急性病的理念不予认同，他认为中医能够看好疑难杂症，而只有看得好急性病的医生才算有本领，才可出名。在2003年SARS肆虐之际，年届90的吕老还成立以他为首的“非典”医疗小组，并给领导写信，阐述中医对此类温病在理论上是成熟的、方法上是可靠的、疗效上是极高的，呼吁给中医与西医同等的地位与权力。

    长期以来，由于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加之中医药自身发展缓慢，使得中医药的服务阵地不断缩小，话语权受到质疑，部分中医药从业人员信心不足、自强不够、自我贬低，甚至改弦更张。其实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来看待，对于和宇宙一样神奇的人体而言，现代医学远远未能穷尽其中的一切，中医药在已有的、未知的疾病防治乃至养生保健等方面仍有相当多的优势可以发挥，客观、准确地评估自己并扬长避短是中医自信、自强、自尊的基础。

    晚年的吕老对中医药教育西医化、以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等现象持批评态度，并致力于推动民间中医的发展，这一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老师对中医药发展战略的后期研究中也体现得非常充分，社会上（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持类似观点的也不少。不同身份、不同观察角度的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和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之路，究竟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