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十一时半，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在发表感言时，他再一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希望从故事中体现人性。作为一名“体制内”的作家，莫言最难能可贵的是，能数十年不变忠于自己的信念，按自己的方法去体现对社会与人性的批判与关爱。虽然莫言曾不断强调自己不懂政治，也不爱谈政治，但事实上他的众多着作是在围绕政治说故事。上周五他在瑞典学院发表的《讲故事的人》演讲中提及的三个故事，实际上是隐晦地讲述三个深邃的政治哲学问题，即包容之于政府、宽恕之于民众、制度之于国家。

包容之于政府

莫言讲的第一个故事，有关于包容“异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这则寓言其实不难理解，一个社会必然有不同声音，尽管当权者出于善意，但切不能以权力或长官意志去强迫那些不同意见的人。故事中的“哭”，实际上是在指人的思想，强迫所有人去接受、面对、贯彻一种思想，不仅不可能，更会扭曲人的本性。

宽恕之于民众

莫言讲的第二个故事，相对较隐晦，也是争议较多的一个。“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了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如果前一个故事是在强调政府应当的扮演的正确角色的话，那么，这则故则的对象应当是与政府相对应的人民群众。在莫言的故事中，长官仅仅是无恶意的一问，便遭到极端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更有一种正义的名义。莫言为此而感到内疚，实是在指出，民众应当有宽恕之心，如果对待任何事都抱以极端对立的态度，固然能逞一时之快，但未必有助于真正的沟通。当然，这种宽恕并非毫无原则的放纵，故事所讲的，恰恰是“该争取什么”与“该宽恕什么”。

莫言讲的第三个故事所涉及的政治哲学思考最为沉重。“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倒塌。”

制度之于国家

“庙”必然是在指国家社稷，而庙的倒塌与为何倒塌，体现的是全体国民应当如何选择一种制度。有人说莫言是在藉故事反对民主制度，因为故事中的泥瓦匠是因为“投票”才丧命的。但恰恰相反，莫言只是提出一种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前两则故事中，莫言都“感到内疚”，唯独是这个故事，没有任何个人情感结果。他是在从政治制度、民众选择、国家利益、民主本质多个方向去提出问题，让所有国人去思考，寻找一条最适合国人的道路。

莫言用三则故事，向所有关心国家利益、民主发展、民众素质的国人提出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对政府的善意提醒。

来源：大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