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中医”作为一个近代广泛流传的医学文化名词，究其本质，首先是一个具有特定形式内涵的学术派别概念。所以“海派中医”这一提法是否合理，首先需要站在文化历史规律层面，审视其是否符合学术派别概念的一般定义方法。

　　学术派别通常简称为学派，考察人类文化史，学派是一个广泛出现在自然社会学领域中的文化名词。何谓学派？我国权威的百科性工具书《辞海》的定义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按此观点，学派的概念只能是因缘于学说观点及其师承关系而建立的。但实际上，如果仔细考察中外文化史料就会发现，除了有以“学说师承”为命名依据的学派概念之外，还广泛存在着以地域关系以及以研究主题等为命名依据的学派概念。所以学派的成立不仅仅都是依赖“学说师承”关系为核心要素，实际上还有根据地域以及研究问题等来命名学派的。中医学的学派情况也与之相似，不仅存在大量学说师承性学派概念，还广泛存在地域性以及问题性学派概念。

　　以学术观点以及其师承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学术派别，可称之为师承性学派。师承性学派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有相似的学术观点，二是有比较清晰的师承关系。在我国历史上，以学术师承关系为名称基础的学派非常多。如著名的“程朱学派”，就是指发端于北宋周敦颐，奠基于程颢、程颐，集大成于朱熹，学术上以“理”作为其哲学最高范畴的师承性学派，后人把创立和完成这一理学体系贡献最大的二程、朱熹连在一起，合称为“程朱学派”。在中医学中，以学术师承关系命名的学派非常多，具体有以学术观点和学术代表人物命名之不同，以学术观点命名者如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滋阴派、温阳派（扶阳派）、肾命学派、经方派、时方派等；以学术代表人物命名者如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丹溪学派等。如著名的“丹溪学派”就是指创始于元代朱丹溪，发扬光大于其传人赵道震、赵良仁、戴垚、戴思恭、王履、刘叔渊、刘纯等，以理论上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临床上强调滋阴降火、保存阴气为主要学术特征的一个中医学术派别。

　　以文化和学术活动昌盛地区为基础形成具有特色学术成果的学术群体，可称为“地域性学派”。地域性学派的定义要素在于强调一定时间段中，某一定地域形成庞大且富有研究成果的学术群体，而不在于强调这个群体在具体学术问题、学术观点是否一致或者相似，更不在于这个学术群体之间是否皆有师承关系。如我国战国时期，齐国临淄稷下地区曾先后汇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进行“不治而议”的自由辩论，史称“稷下学派”。“稷下学派”在学术观点上很不相同，内部也没有明显的师承关系，所以“稷下学派”属典型的地域性学派。再如世界上久负盛名的“芝加哥学派”，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期荟萃于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庞大的学术精英群体，其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以及气象学等多个方面，也无从谈起其学术观点的一致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师承关系。中医学派中，以地域范畴定义的学派也很多，历史上著名者如新安医派、孟河医派、钱塘医派、吴中医派、岭南医派等，较小的如江苏的山阳医派、龙沙医派，江西的盱江医派，浙江的永嘉医派等。

　　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学术观点的学术群体，可称为之“问题性学派”。问题性学派的核心要素是围绕某一问题展开，其特征是围绕该问题形成各自鲜明的观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针对《易经》卦象这一问题研究已经持续三千多年，并形成象数和义理两大学派，象数学派主要从卦爻象、八卦所象征的物象和阴阳奇偶之数的角度研究易学，着力探索易学象数符号系统的本质、机制、应用等问题；义理学派主要从卦名和卦爻辞的内在意蕴的角度研究易学，着重阐发易学符号系统的深刻哲理。中医学中，针对某一问题研究而形成学派者也不鲜见，如针对中西医结合问题出现的“汇通派”与“守旧派”，针对《伤寒论》条文次序问题形成的“错简重订派”与“维护旧论派”等等。

　　海派中医即“上海中医学派”或“上海医派”，从名称形式上看，主要是基于上海这个地域概念范畴，而不着重于学派内部学术观点的一致性及师承关系。海派中医的这种名称定义方法与前面提到的“稷下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中医学中的新安医派、孟河医派等属于同一定义方法范畴。所以从名称定义方法来看，海派中医的名称定义方法有大量先例可循，自是无可厚非。

　　世界上每个地域都有其文化学术群体，但是历史上能够形成并称得上“地域性学派”的学术群体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地域性学派，除了地域范围这个前提条件之外，还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存在一大批高水平的并能够引领相应学术文化研究方向的学术精英，这一点并非每个地域的文化学术群体都能达到的。海派中医之所以能够称得起“派”，正是因为近一百多年来，上海这个地方凭借其独特的经济文化优势，不断吸引荟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中医界精英在此行医论道，并引领了中医学百多年来的发展方向。

　　海派中医是在近代上海特定经济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具有其自身个性特征的地域性中医学派。总结起来，海派中医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百家荟萃，群芳争艳；二是兼蓄并收，追求创新；三是倡导中西汇通，钟情中医科学化。从深层次看，海派中医这些特点的形成，无一不具有其逻辑必然的客观历史文化背景。

　　首先，近代上海因缘于相对发达的经济环境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前哨地的特殊文化氛围，不断吸引着国内各个行业领域的精英人才荟萃上海一展抱负，从而形成一支几乎涉及各个领域的实力强劲的学术人才群体，在这个几乎包罗万象的人才群体的共同努力下，上海这个弹丸之地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大量色彩纷呈，领风气之先的文化奇迹，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以来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中坚地带。这就是所谓的“海派文化”，海派中医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海派大文化环境背景下形成的，所以百家荟萃，群芳争艳也是海派中医的一个基本特点，海派中医的这种特点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方面，上海在近代开埠之前，其本土就已经存在诸多颇具影响的地方医学流派，比较著名者如世居青浦，历经宋、元、明、清、民国，绵延至今的何氏内科学、创自明末，绵延至今的龙华张氏内科学、起源于清代的江湾徐氏儿科学以及蔡氏妇科学，创于清代的浦东顾氏外科学等等，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土医学，既是海派中医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海派中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上海地区不仅全面吸纳融汇了周边江浙各大医学流派（如孟河医派、吴中医派、钱塘医派、永嘉医派等）的人才文化观念及医学理念、诊疗特色，还从全国各地其他医学流派广泛汲取文化营养元素及临证精华，如安徽新安医学、四川蜀中医学（火神派）、河北沧州佟氏王氏伤科、山东曹县魏氏伤科等都曾深刻地影响到海派中医。上海中医学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特殊的历史机遇不仅是海派中医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而卓然成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更是从根本上决定了海派中医荟萃百家之说而呈群芳争艳之势的基本特点。

　　其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生命万物的基本存续规律，也是各种人类文化文明的基本生存法则。近代以来，上海作为群英荟萃，百家争鸣之地，各种文化观念、文化思潮无一不处在一个异常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在这样的一个诸强争霸的文化氛围之中，任何一个文化实体无论其最初多么优秀，若一味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最终都必然逃脱不了被无情淘汰遗弃的命运。所以对于任何一种海派文化来说，如何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以增强自身生命实力，避免被淘汰，始终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生死存亡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上海中医界前辈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口号，而具体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一方面继续兼收并蓄，吸纳百家之长（包括中医、西医），而勇于探索求变，不断追求创新提高，正是海派中医乃至整个海派文化的第二个重要特点。

　　海派中医的根基原本是由许多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师承关系，不同地域的派别融汇形成的，这些中医派别在上海落地生根之后，迫于现实生存发展的巨大压力，几乎都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中医学传统的门户之见，而积极主动地学习吸纳其他学派的一些优秀的学术思想及卓有实效的临床经验，使自己得到不断的完善充实，从而在中西名医林立的上海滩站稳脚跟。翻开百年海派中医发展史，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上世纪初，在上海已经很有名气的徐氏儿科传人徐小圃秉承家学，一贯推崇吴门温病学派，用药力主轻清，后其长子徐伯远患伤寒重证自治不效后，被来自四川当时在上海行医的著名温热派大家祝味菊以麻附为主药治愈，有感于此，徐小圃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家传医学，并亲自撤下“儿科专家”的招牌，以不惑之年拜祝味菊为师，之后徐氏也开始推崇“扶阳抑阴”学说，终成一代大家。再如著名中医学家程门雪曾治一久泻病人，迭用调理脾肾方依然乏效，后来该病人携程氏方笺就诊于当时另外一著名医家新安医派的王仲奇，王氏诊察甫毕，旋索程之处方，批上“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这张久服不效的方子加此一味药，仅服数剂，病者多年宿疾竟豁然痊愈。后来病人将此事告诉程门雪。从此，程深慕王仲奇医术，竟不顾其当时已经显赫成名的身份，而执意要拜王为师，此事虽最终因为王的婉拒而未成实，但也足以显示海派医家特有的谦虚好学，兼容并包的风度。海派中医注重相互学习借鉴，力求取长补短的学风不仅大量发生在个人之间，而且还由许多上海中医社团以外向开放性的大型沙龙座谈形式制度性、经常性地推广开来。

　　探索创新，不断追求提高是海派中医力求更好生存发展的另一个必由途径，海派中医素以勇于探索创新而闻名。如喉科病中，患者往往因为局部肿痛溃疡，痛苦异常，有鉴于此，海派中医喉科各家不断努力尝试创新，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一临床难题，创制了吹药、敷药，以及局部手术切开排脓等多种综合治疗措施，朱氏喉科就以手术闻名于世，而张氏喉科与马氏喉科则以吹药、敷药享誉沪上。再如当代著名国医大师张镜人诊治萎缩性胃炎，在继承中医传统辨证理论基础上，利用胃镜内窥技术，以达到传统中医四诊手段所无法达到的胃黏膜微观辨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实践证明，张氏这种既传承中医传统辨证思想，又大胆突破传统诊断技术手段的方法确实提高了临床疗效。

　　再其次，近代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缘关系，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交会的前哨，所以近代上海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争鸣创新的重镇，也是中西文化论争交流的桥头堡。因缘于这一特殊文化环境，相对于内地中医学派，海派中医更注重吸纳借鉴国外医学特别是西方医学知识，倡导中西医汇通，钟情中医科学化。

　　海派中医的这一特点早在上世纪初期就已成风气。如解放前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中医院校在办校之初，就重视西医知识的传授与学习，开设生理、病理等多门西医课程，许多名医在课堂讲授时也不忘以西医知识来做注解。当时不少名医不仅喜欢以西学来解释中医学，还在临床上身体力行，如民国著名中医学者章次公在诊病时就不拒用西药，其编著的《药物学》讲义更是大量使用西医学知识来解释中药的药理作用机制，形成很典型、很具时代气息的一系列中西汇通观点。再如当代蔡氏妇科学传人蔡小荪在防治“一月堕胎”过程中，充分利用西医学的基础体温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检查，对早孕漏红做出及时妊娠诊断与治疗，使得临床疗效明显提高。

　　总之，海派中医实际上是基于地域范畴为名称基础的一个中医学派，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够逐渐形成闻名于世的海派中医现象，根本上是因缘于一系列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因素：长期领先发达的物质经济基础，古今并存、中西交汇的多元文化环境，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学术研究氛围等等。

　　海派中医内部虽然也有各家学说师承关系的脉络基础，但整体上，海派中医更着眼于临床疗效，更强调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以及对西方科学医学的吸纳汇通。所谓“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海派中医以吐纳风云之气慨，开放包容之胸襟，摈弃门户之见，不断融汇汲取百家之长而逐渐成为“无派之派”。正如已故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所说：“古往今来中医分为各种流派，而海派中医能立足脚跟并产生影响，就在于它是‘无派之派’，海纳百川、不拘一格，汲取了各家优势”。

中国中医药报2011年10月10日、12日第4版“学术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