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有校章的图书

    昨日去地坛书市逛会，不经意间在一个旧书摊竟发现了母校图书馆“淘汰处理”的旧书；拿到一本书正胡乱一翻：忽然一阵惊喜！书的扉页赫然印着母校的校章——“北京女五中”。我下意识地又翻了另一本，你猜怎么着？在书后的小纸兜中我居然看到借阅卡中有我两届班主任老师的借书签名！啊！太奇巧了。茫茫都市，时过境迁；三十多年后又看到了那熟悉的签名！我一阵惊喜，我想念已久的马军老师、徐福义老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久违的两位老师，你们好！我真想你们，更想再见到你们。
    七十年代我高中毕业于北京一四〇中学，其前身既北京知名的中学：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我初一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教英语的马军老师，我印象的马老师漂亮、潇洒，和蔼可亲。至今我还记得马老师在英语教研室用那只有“两个轮子”的老式录音机帮我补习英语的情景。工作后俺去过欧洲、美国等许多城市采访和旅游。英语可真是派上了“大用场”。而跟了我们三年的语文老师徐福义与我们简直混得就象哥们！徐老师聪颖好学，博学天下。只是当时在“文革”“八股文”横行的年代他的才华被“淹没”了......。至今我仍记得他偷偷从图书馆借给我看《普希金诗选》、《安娜卡列尼娜》的事儿。同时我也想起他带着我们几个“死党”去颐和园划船的情景，而徐老师用他那架“乾隆”时期“老掉牙”的老120照相机给我们照相所引发的故事今天仍“恍如昨日”。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一本小书儿引起了我不尽的遐想。一方面我回忆这些少年的往事，也更加怀念一四〇中学的老师们如张毕琨、毕菊珍、彭克忻、冯金岳等老教师们。想象着这些老教师们如今也应有七八十岁了，不知它们还否记得我们。而马军、徐福义两位老师虽然经过多次找寻，目前也未曾找到。前些日子通过向韩国栋、马满英两位老师打听也未有任何下落；此时此地在这里我真诚地祝福他们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我也想，随着学校的“现代化建设”，留下的老东西越来越少了。我们目前的学校领导在处理学校这些“遗产时”不要把轻易它们当成“破烂儿”给扔了，希望我们的校长在重视“升学率”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抽一点精力，搞点校史的建档工作。可以换个思路处理这些老图书嘛！比如能否搞个校友“拍卖会”拍卖学校的老图书、老物件，“还物于民”。或举办捐赠活动，或建立学校博物馆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我们也呼吁社会上有识的企业家、收藏家们重视自己“出生地”的老物件收藏，对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1958年2月首版图书

有班主任签名的借书卡

                                                                  图书馆珍贵的文革“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