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西湖诗书法辨伪（计文渊撰）_秦世恩堂

http://blog.sina.com.cn/u/1405473523

首页博文目录关于我

个人资料

微博

加好友发纸条

写留言加关注

博客等级：
博客积分：

博客访问：
关注人气：
获赠金笔：0支
赠出金笔：0支
荣誉徽章：

正文字体大小：大中小

王阳明西湖诗书法辨伪（计文渊撰）

(2019-11-02 09:26:59)

标签：

王阳明书法拓片

王阳明书法

王守仁西湖诗拓片

明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王阳明疏请告归余姚老家养病1。明年（1503）又移疾杭州西湖休养，期间作有西湖相关诗文多篇，诗稿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及《西湖游览志》等志书。此外，其他虽有部分散佚诗，但有真伪之别。其中流传为王阳明七绝《西湖》诗碑一块，自清代中后期以来，就广为流传，原诗云：画舫西湖载酒行，藕花风渡管弦声。馀情未尽归来晚，杨柳池台月又生。2 迄今二百余年间，该《西湖》诗碑拓本流传国内多地，又传至海外，真伪问题尚未深入探究。笔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沿着王阳明遗迹，赴皖、赣、湘、黔四省追踪寻访，收获甚多。特别在贵阳阳明祠、修文古龙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印象深刻。记得当年在贵阳扶风山阳明祠拜谒时，正适该祠大规模修缮，许多文物碑刻有待翻刻复制，有幸得到维修管理处一位老先生的友情支持，他提供了王阳明书迹相关照片，其中便有上述《西湖》诗碑拓本内容，来源为贵州省博物馆旧藏。当初自己因认定此碑笔法不类王阳明手书特征，故未收录于1996年出版的拙编《王阳明法书集》3一书。而该碑诗作是否出自王阳明，也未及考证。近三十年来，各地所出版王阳明遗迹及诗文研究专集，都将此碑作为王阳明诗和真迹加以著录。近来，笔者从日本回流的书画中，相继得到了该碑旧拓两种，同时，又找出了诗碑原作者文献证据，可以确定《西湖》诗碑并非王阳明本人所作。有感于此，对以往对此碑混淆真伪的痕迹，现在可以还原真相。为解惑以上诸问题，特撰此文，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一、阳明西湖写怀王阳明在《乞养病疏》（弘治十五年八月）自述：“切缘臣去岁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入秋稍愈……旧患仍作……转增烦热，迁延三月，尪羸日甚……蝼蚁之私，期待暂离职任，投养幽闲，苟全馀生，庶申初志。伏望圣恩垂悯，乞敕吏部容臣暂归原籍就医调治。”1黄绾《阳明先生行伏》曾述先生得病之由：“日事案牍，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2由此可见王阳明公务累身，积劳成疾，遂有告病归养，筑室阳明洞之举。据《王文成公全书·年谱》载：“十五年（1502）壬戌，先生三十一岁……明年（1503）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其他各类年谱记述大致类同，极其简略（见附一）。王阳明在杭州西湖养病期间，曾遍访当地的古刹名寺，写了不少与西湖有关的诗文，其中题为《西湖醉中漫书二首》，有“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又有“南北双峰引高兴，醉携青竹不须扶”的诗句，赞美了西湖的景致。诸如对莲花的描写，王阳明说没有必要到莲池旁去赏花，醉卧岸边，微风一样会把莲花的芬芳送到你面前。另外，王阳明还作有《南屏》《卧病静慈写怀》《移居胜果寺》三首，明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1时，收录了以上诸诗（见附二）。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广西右参议，福建提学副使。所撰《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每篇因名胜而附以事，鸿纤巨细，一一兼该。他与王阳明为同时代人，所录诗文较为真实可信。二、《西湖》诗碑拓本三种考论所传王阳明《西湖》诗碑，目前有三种拓本流传于世：第一，王阳明《西湖》诗碑旧拓本（传），纵167cm、横85cm，阳明书屋藏。据旧拓题跋为四川成都草堂寺碑刻，故简称“成都本”。第二，王阳明《西湖》诗碑旧拓本（传），纵183cm、横91cm，阳明书屋藏。又贵州省博物馆藏，据传为贵阳阳明祠碑刻，故简称“贵阳本”。第三，王阳明《西湖》诗碑新拓本（传），纵173 cm、横93 cm，菱池居藏。据旧拓本复刻，新碑现存贵阳阳明祠内，故简称“新刻本”。现在对《西湖》诗碑三种拓本考论如下：首先，“成都本”。笔者所藏“成都本”，旧有日本学者附题跋一则：此碑在成都西方，距浣花溪半里之古寺（草堂寺）境内。书碑署为著名王阳明……往昔为唐诗圣杜子美所居之处，数年间构筑草庵，过着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后世为纪念杜子美，将草庵改建为草堂寺，结草为寺……今境内有杜子美祠，有梅数十株，此地满园梅花开放，观赏者甚多。1 关于成都草堂寺与浣花祠创建年代，得名之由，几经更迭，异说诸多，莫衷一是。如《文选·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云：“汝南周顒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 清人赵熙则认为草堂寺创建于晋代，为蜀中佛寺之最古者。其所撰《草堂寺记》谓：“寺之名昉东汉，然汉元狩元年，张骞使大夏，见蜀布、邛竹来自东南身毒国，去邛西可二千里。姚秦法显求戒律至西域，悬絙过新头河。河上人言：古老传弥勒菩萨立像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当周平王时便有沙门赍经律东渡此河者。如若言邪，则汉明帝未梦金人，蜀早通天竺。蜀中流佛法亦远当蚕丛、开明，全支那学佛皆后蜀区，金行晋室奚以云。”2 唐卢求在《成都记》中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丽，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员外居处逼近，常恣游焉。”记中杜员外居处即指当年杜甫所建之草堂。浣花溪在何处？唐人张周封的《华阳风俗录》中说：“浣花溪在州西南，有江流，至清之所也。”可见此亭距草堂寺三里之说可信。此亭因何而建？宋人葛琳《浣花亭》诗中说：“任氏载经纪”。据此推断，可能是为纪念任氏而建。至于草堂寺，距府西七里，和杜甫之草堂毗邻，仍是当年的格局。3 明冯任修、张世雍等编纂《四川成都府志》载草堂寺：“成都治西南五里，前代为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时易以僧。大历中崔宁镇蜀，以冀国夫人任氏本浣溪女，遂重修之，绘任氏真于其中。会昌中欲毁寺，夜闻女子泣之声，乃止，已而祷，两有验。本寺赐今名（梵安寺），欲呼草堂寺。”4“浣花溪，华阳治西南五里，名曰百花潭。按吴中复《冀国夫人任氏碑记》：夫人微时，见一僧坠污渠，为濯其衣，有花满潭水，造为十色笺”。5 清乾隆年间何礼明著《浣花草堂志》八卷，其中《胜概》篇载：“草堂寺旧传八景，曰梵安兰若、工部草堂、百花潭水、万竹山房、石桥通济、泉井源深、官庄柳荫、古道柏森。”6 民国吴鼎南著《工部浣花草堂考》则更为简明扼要，他认为“草堂寺在工部草堂东，一名梵安寺，堂与寺各别也。寺即周顒怀旧寺，见梁简文帝《草堂传》。寺虽在堂先，而堂则非因寺筑。惟名巧合，且同在溪畔，世多疑之。”1“此一千五百年之古寺不免为之湮没不彰，疑莫能定。寺以堂名，柳堂以寺名，聚讼亦最久，经此辨正，其争可以息矣。”2此外，还附录《草堂碑碣存目》：“……石刻二十有六……其他行草书又十有四，不悉记也。”“又草堂寺中尚有三碑。”3皆指草堂寺重修碑记，存目未提及有王阳明《西湖》诗碑，或未一一详录。综上所述，草堂寺和杜甫草堂的命运始终连在一起。随着岁月更替，其建筑与碑刻传至明末，皆毁于兵燹。清代康熙年间，相继重建。民国时期，草堂寺和杜甫草堂都曾驻扎军队，文物等多被焚毁，散失殆尽，《西湖》诗碑或许毁于这段时间，幸“成都本”拓本尚存。其次，“贵阳本”。“贵阳本”的出处与贵阳阳明祠有关。贵阳扶风山有阳明祠，目前我们可以见到在清代所绘较早的扶风山全景图，记载于清完颜麟庆撰的《鸿雪因缘图记》之中，这是一部论述他生平所见所闻的圖文之作。按：完颜麟庆，满洲镶黄旗人，清嘉庆进士，授中书，道光十二年（1832）任贵州布政使，护巡抚，未久离任。后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在任十年，著作《鸿雪因缘图记》影响最广。《鸿雪因缘图记》共三集，每集分上、下两卷，一事一图，刻画逼肖，纤毫备具，笔触细腻，此书在史料价值之外，还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中贵阳部分内容八种，尤其是《扶风春饯》图，写扶风山全景图，其文记载：“山本荒僻，慧先自川中来，经营三十年，楼殿台榭，因山取势，杂种花木，工于位置而妙于掩映，竟成巨观。且建塔以收遗骸作冢，而受字纸，更得大慈氏精意。”4当时《扶风春饯》图的场景描写，还未提及阳明祠的情况。扶风山在贵阳城东里许，山形绝似螺，山半有佛寺曰“扶风寺”，正殿祀关壮缪，上为奎阁，祀魁星，左为王阳明祠，右为尹道真祠，苍松翠柏，风景清幽。清代城中文人，常以此间为修禊吟眺之所，建有惜字院、字冢等，至今尚存。据考古学家、书家陈恒安（1910—1986）记载：“阳明祠内有阳明衣冠像石刻，廊间有阳明手迹石刻，附跋语甚多，均嵌在壁上。院中有赑负大石碑，刻《阳明祠记》。”5这些记载与清代贵州著名学者郑珍记述相吻合，其谓：寺右有阳明祠，祀明王守仁，《府志》失载……待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輶督黔学，始与三书院长完成之，有石碑记嵌祠壁。祠中黄辅辰刻石亦谓“祠为嘉庆戊寅、己卯（1818-1819）间，傅小泉、李他山建”。己卯即二十四年也。祠中有阳明像二，题咏甚多，其始末《巢经巢集·游芙峰山观阳明像诗自注》颇详。光绪五年（1879），唐炯、罗文彬重修祠宇，并摹遗像及题刻佳者镌诸石，砌置壁间，二人各为之记。近见阳明遗像册，前为阳明晏坐小像，莫友芝书额，并有四赞：乃门生王畿、邹守益、钱德洪及其侄正思作，又一赞张岱作。次为郑珍跋……祠中别藏侯服大像，幅高大七尺许，上书封新建侯敕，亦不能详其传授。 6 结合上述《衣冠像》石刻，别称为“侯服大像”，即今《王阳明谪黔遗迹》所刊之线刻“阳明先生朝服大像”（贵阳阳明祠）和《贵阳阳明祠·阳明洞碑刻拓片集》之“王阳明先生朝服大像”。此外，陈恒安所述“廊间有阳明手迹石刻，附跋语甚多，均嵌在壁上”，即今所传之王阳明《家书》《复罗整庵书》手迹刻石是也。据以上史料，均未提及有王阳明（款）《西湖》诗碑刻存于阳明祠的相关记载。其三，贵阳“新刻本”。以陈恒安“院中有赑负大石碑，刻《阳明祠记》”记述，不外乎限于张輶《阳明祠记》、唐炯《重修王阳明先生祠堂记》《阳明先生祠碑碑阴记》三种碑刻。碑文上溯扶风山阳明祠创建始于嘉庆中，规模狭隘，岁久倾圯。后于光绪年间集资缮修，建有长廊，曾将旧藏王阳明《家书》《复罗整庵书》及《王阳明小像》等勾摹上石，嵌于壁间。笔者对陈恒安所述“院中有赑负大石碑”一言，颇为关注，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石赑仅存底坐而已。上说原《阳明祠记》的碑石已荡然无存。八十年代末，当地文保部门考虑“文革”期间阳明祠内文物受损严重，由书画专家代觅苏州石刻高手，按原拓重刻碑石，今立在赑负之上的《西湖》诗碑即是当时的新刻，此即“新刻本”，但与上述“石赑负大碑为阳明祠碑记”明显作了替代。问题是扶风山的阳明祠当时是否有《西湖》诗碑，目前缺少明确记载。假如贵州省博物馆所存旧拓本为阳明祠原拓，再根据成都草堂寺的拓本分析，“贵阳本”的时间不会早于光绪年之前。另外，重庆合川铜梁洞也有《西湖》诗摩岩石刻，为民国初年道人谭遁九重建二仙观时据以上拓本摹刻。现存“成都本”“贵阳本”“新刻本”三种拓本，字面内容大致相同，而在细微处可以管窥碑石的制作时间。诸如所刻两枚印章，“成都本”镌刻相对随意而质朴，“贵阳本”略显规整，“新刻本”刻者不理解印面文字，依样画符，明显粗糙。三、《西湖》碑刻诗文真伪以上所述王阳明《西湖》诗碑三种，近来出版各类著述均作为王阳明佚诗真迹，如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并附考述：诗有阳明手迹刻石碑在贵阳扶风山阳明祠，《王阳明谪黔遗迹》著录。此为夏游钱塘西湖诗，当作在阳明移疾钱塘西湖时。今有以为此诗作为弘治十五年，乃误。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弘治十五年八月，疏请告……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是阳明弘治十六年春乃移疾钱塘西湖，阳明此诗作在弘治十六年夏。《王阳明全集》卷十九有《西湖醉中漫书二首》，即阳明移疾钱塘西湖作，其二云：‘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意境与此诗相类，诗咏净慈寺前之藕花居（见《西湖览胜诗》及《西湖游览志》），当作在同时。1 此番论述，经笔者考究，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此诗与王阳明西湖诗作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穿凿附会，令人费思而不解！现对《西湖》诗原作者和《西湖》诗碑手迹问题进行考证如下：（一）《西湖》诗原作者贺甫事实上，所传此《西湖》诗稿并非王阳明所作，原作者另有其人，清钱谦益撰《列朝诗集》将此《西湖》诗辑入，并明确注明原作者为明人贺甫，原题为《题画次矫以明韵》。今存有清顺治九年（1652）毛晋刻本，收录于《历朝诗集》第二册乙编七。该集收贺甫诗作八首，又附有贺甫小传云：贺居士甫，字美之，吴中耆旧。刚明介特，有通变之才，以老儒致产千金。持邦人风俗之柄数十年。有《感楼诗集》千篇，杨君谦选得数十首，序而刻之。2 此外，明代祝允明《祝子志怪录》卷四也载有贺甫逸闻故事一则，也云：贺解元之父甫，字美之，世儒也。为予言解元得第时，不特有螯祥。予亦梦一翡翠自天而下，坠吾家庭中，遂死。未卜何兆也？先生言时解元固无恙，今而已矣！予追思之，岂翠鸟为文明之象，而其死乃卒于一举之应乎！3 又清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也辑入贺甫此首题画诗作，该诗集共486卷，所录上古到明代咏物诗八十六类，由张玉书编。此后乾隆时陈邦彦编《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同样也收录该诗。以上所谓《西湖》诗的原作者贺甫史料皆凿凿可据，毋庸置疑！下面再就诗碑手迹问题展开考论。（二）《西湖》诗碑手迹问题论书画作伪，自古已然，不胜枚举。尤其名人書画，皆可获利。明清之际，苏州、扬州地区坊间专仿宋、元、明各代名画墨迹，俗称“苏州片”。清钱泳《履园画学》称：“作伪书画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伪王右军（羲之），宋之米元章伪褚河南（遂良），不过以此游戏，未必以此射利也。”4当然也有书画家才情横溢，又玩世不恭，其逸趣故事，往往传为美谈。比如明代草书大家祝允明，其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名动海内。他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早年师法虞世南又直追“二王”，草书师法李北海、黄山谷等，称其草书为“明朝第一”。因此，明代专仿祝氏之书已不足为怪，祝允明外孙吴应卯，习祝书辄可乱真，传世伪祝氏书作不少。另文葆光为文徵明五世孙，也专门伪造祝允明草书，流传很广。此外，还有一位专仿祝允明书的作者，正是伪造以上王阳明《西湖》诗碑者，其姓名无考，传世伪祝氏书迹多件，据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例举二件：烟迷杨柳洲，水泊芙蓉岸。我忆南湖秋，西山暮云乱。1 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故人家住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2 以上二件诗轴墨迹，第一首为明董其昌题《登翠微亭》诗作。第二首为唐常建《三日寻李九庄》诗。然二件书迹落款为“枝山”，即指祝允明（枝山）书录，这样一来，这位作伪者给我们留下了明显的把柄，同样，又可以确认作伪者的大致年代。把柄是指：其一，祝允明不可能去书录明代晚期董其昌的诗作。因祝允明去世时，董其昌还未出生；其次，作伪者的生活年代上限至晚明或清初。那么以上二诗轴与《西湖》诗碑又有何关系？笔者认为《西湖》诗碑的手迹与二件诗轴墨迹为同一人手笔，根据笔迹鉴定分析，可以确定此一结论。如选取《西湖》诗碑的个别草字，与二件诗轴墨迹进行比较，可谓玄珠在握，成竹在胸，又增添了彼此之间的佐证。以下列举数例以作比较，其中诗碑“西”“花”“渡”“杨柳”等字，与二件诗轴墨迹相对应的“西”“花”“渡”“杨柳”等字的笔法习性，无不一一吻合。反之，选诗碑中的如“声”字与王阳明手迹“声”字写法相比对，则相去甚远；又诗碑“馀”字与王阳明《龙江留别诗卷》中的“馀”字相较，前者软弱圆钝，无阳明清劲坚挺的笔法；又诗碑“来”字的草书写法则完全误笔，圆熟而生俗态，全然无阳明师法晋人的笔意。上述种种，不一而足，此类传世书迹，是真是假，孰是孰非，终究会水落石出，还事物一个本来面目。致使后人将伪书《诗碑》误为阳明真迹，必有其历史原因，通过上述考证，可以鉴别其伪迹无疑。（博主按：王阳明的书法写明代别人的诗也是可能的啊）

阅读┊ 收藏 ┊ 喜欢 ▼ ┊打印┊举报/Report

前一篇：天香楼藏帖原石藏上虞曹娥庙

后一篇：续梁溪诗钞中秦氏诗词的统计看大房诗的历史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