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绮丽文风并非一无是处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中，唐人多用“绮丽”一词来评价六朝文风。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论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李白曾批判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韩愈这样评价：“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六朝”是一个宽泛概念，从孙权定都金陵开始，历经东晋、宋、齐、梁、陈，总共六朝。这一时期在陈子昂的叙述中分三个阶段：汉魏、晋宋、齐梁。
第一个阶段：“汉魏风骨”或曰“建安风骨”，因文风刚健悲凉，故以“风骨”谓之。建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文风雄健，实际上从曹操开始，文人才真正开始写诗。在此之前，《诗经》《汉乐府（如〈古诗十九首〉》都是采自民间，写《离骚》的屈原虽然是文人，但他属荆楚文明，不在中华文化的正根华夏文明内。说曹操是华夏文明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诗人，恐怕不为过。而且，建安文学在古诗十九首的基础上，使中国诗歌从以叙事为主，一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建安文学是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建安文学跟六朝没任何关系，建安这批文人主要生活在曹魏统治的北方中原地区，而从孙吴开始的六朝在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曹魏与孙吴虽然同时期，而且当时孙吴地区尚未形成什么文风，无从论起。
第二个阶段：晋宋。陈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是从西晋开始走下坡路的，也就是所谓“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把建安文学的“风骨”丢失了。
第三个阶段：齐梁。陈子昂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所以，真正能称之为“六朝绮丽”，主要指齐、梁文风。
为什么六朝文风会走向“绮丽”呢？我认为主要因为金陵，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多半为避战乱，偏安东南一隅，不思进取中原。再加上江南富庶，民风平和，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沉缅于六宫粉黛的温柔乡中。我在博文《金陵王气为何短命？》中对此有专门探讨。
最具标志性的粉黛诗，如晋中书王珉，与嫂婢谢姿芳之间发生恋情的故事而产生的《团扇郎歌》。南朝女诗人“吴侬软语”，多作艳丽抒情之曲，且大都以爱情为背景。《华山畿》即是著名一首。南齐时，钱塘名妓苏小小有《西陵歌》，风行一时。
这个时期盛行骈体文，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因过于讲究形式美，往往造成内容空洞，这是其一大弊病。
对形式美的追求也波及到了诗歌，于是在南齐产生了著名的“永明体”，对声律的研究达于精深。中国文学在音韵方面，原来只讲押韵、双声、迭韵，明确用平上去入四声来形成声律，则是在南齐永明时代。
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沈约和王融。
唐人对六朝文风进行了声势浩大且持久的批判，唐宋八大家提倡古文运动，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在诗歌上也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如李白提倡“蓬莱文章建安骨”。这场运动等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文艺复兴”。
这场批判运动绝对是必要的，给了文学以新的生机。不过对六朝文风也不必一概抹煞，全盘否定。
诗歌从民间走向文人，则文风从质朴天然走向“彩丽竞繁”是必然趋势，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以永明体为代表的“六朝诗”虽然在内容上流于空泛，但在形式上技巧上的确得到了提高，具体说：
第一，讲求声律，用韵已相当考究，其主要表现为押平声韵者居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
第二，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也有一些是五言十句的。
第三，讲求写作技巧，讲求骈偶、对仗，律句已大量出现，有些典故很自然地融入诗中。
第四，革除了刘宋时元嘉体诗痴重板滞的风气，追求流转圆美、通俗易懂的诗风和写景抒情有机地融为一体。
第五，讲求诗首尾的完整性，讲求构思的巧妙，追求诗的意境。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诗作为后来兴起的唐代格律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否则中国文学不可能达到唐宋那样一个高峰。
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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