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来自江苏农村的农民宋悌平，另一个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经理Bernie Kearsley-pratt，第一眼看上去，很难发现他们有什么共同点，而且他们确实也没有，除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的，令人信疑参半的垃圾利润，即那些见证这个城市飞速发展的高耸的垃圾山。而现在他们正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宋加入了那些以将垃圾为生的团伙，而管理着全上海最大的垃圾堆放处的Kearsley-pratt则不得不努力将捡垃圾者赶出自己的领地。

这个澳大利亚人服务于一家法国公司——该法国公司为上海管理城市垃圾，他说自己的工作由于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变得更为困难（甚至有时根本就无法进行），这一事实就是：即便是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的中心地区，那些农民在自己土地上劳作或者打零工所挣的钱还不及捡废弃的塑料瓶、罐头或者皮鞋的橡胶鞋底！

在大多数日子里，宋——他来到上海是想找份工作挣钱来支付大女儿（她已经被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录取）的沉重的学费——的工作就是每天花费数个小时躲避在这一亚洲最大的垃圾填埋地里的巨大的挖土设备，并捡取垃圾。

如果不考虑这一工作的危险性的话，例如被一台推土机碾碎，跪在散发着恶臭的深可及膝的垃圾堆中翻捡时吸入有毒气体，或者为了争夺一只不值多少钱的未破碎的瓶子而被敌对的捡垃圾帮派殴打，那么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份值得考虑的好工作。

“我们以前当工人的时候干活真的很努力，每天要做12到15个小时，一个月只能挣到几百块钱（大约35美元）。”宋说：“你还必须工作，除非生病或者没力气了。而在这里，我们是为自己干活，这里有更多的自由——每天只有4到5个小时，而且我们比以前挣得多得多。”

平均每个早晨，从市中心会送来6300吨垃圾。Kearsley-pratt的公司——法国Onyx公司——在2003年的时候在一次国际性竞标中胜出，从而接管了原来的没有任何环境预防措施的上海市垃圾堆放处，并将其改造为一个具有最新技术水平的垃圾填埋中心，这个被围栏圈起来的中心要比纽约的中央公园还要大一些。为了做到这些，Onyx公司投资了数千万美元购买重型设备、环境装置和培训。

该公司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制造发电厂——用来保护水表并为一个小型城市提供足够的天然气，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理想的最干净的、最安全的、最现代化的垃圾填埋中心。然而拾荒者随之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的来到这里，就像宋和他的妻子，接着结成帮派，根据他们的居住地或者位于贫穷偏僻的农村的家乡所在地来进行划分。现在，无论在不断争吵冲突的哪一方来看，他们所拥有的都是一块既诱人又混乱的大杂烩。

“任何一个来到中国的人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Kearsley-pratt说。他用缓慢的语调警告他的下属说。他说到为什么没有一张卧室的睡椅——哪怕是再如何被滥用过——会从上海的街道来到他的垃圾堆，是因为那些比他们更需要这睡椅的人迅速地将它拉走了。

最后，他回到了问题的核心：那些每天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他的垃圾堆上的拾荒者就如同一个钻石矿上的强盗。“只要卡车一把垃圾卸下，就会有四五十个人在重型机器的包围中飞跑过来——那都是些非常大的机器”，他说，“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就像这样被压死。”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脾气有时会爆发出来。在黑夜降临的时候，当Kearsley-pratt的头戴安全帽身穿橙色连衫裤的工人们迅速用巨大的蓝色防水油布将刚刚卸下的垃圾盖住以防拾荒者在晚上来这里偷窃时，一个女性拾荒者面对一群正在拍照的外国人叫道：

“我们只是要混口饭吃，除非你们来让我们有饭吃，否则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关注。”

Kearsley-pratt看上去十分无助的说，这些拾荒者所做的就是将他们每天的战利品装到手推车上去，装到摇摆不定的由摩托车拉动的四轮货车上去，并在外面将那些战利品分捡后卖给专门处理不同垃圾——从橡胶、塑料到铝、锡等——的买家手中。

“去年我的大女儿被高中录取，我们为此要支付1万元的注册费。”宋说，除了这个，他还要为二女儿付1000元的学费。“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工作来帮助我们的女儿上学。”他说，“如果不捡垃圾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希望。”

另一个拾荒者左西廉（音译）说，他就是以这种方式一边在大学读书，一边养活自己那60岁的多病的父亲。“不要惊讶，这很正常。”来自安徽的23岁的左说。

垃圾填埋中心的管理层曾经考虑过和那些拾荒者坐下来商讨一份协议，并允许他们安全地来捡垃圾，避免垃圾处理时的那些危险。但是垃圾中所潜藏的“宝藏”——就像淘金热一样——使得管理根本就不可能。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大多数日子毕露无疑：当每小时120辆巨型卡车从驳船上装载上新的垃圾，然后隆隆地行驶在通往发电厂的公路上时，在后面就会跟着一队队的骑着助动车的刚被唤醒的拾荒者。

这个城市在有关处理拾荒者问题的计划上举棋不定，只是说他们最后将被“取缔”。“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有关捡垃圾的法规。”上海卫生局的官员吴希伟（音译）说。

46岁的拾荒者朱飞翔——他就住在垃圾填埋中心的边上，一块撒满垃圾的地方，那里还有羊啊狗啊以及比你曾经见过的还要旧的塑料袋——担心这个城市会不让他们继续捡垃圾。“他们可以叫警察，但是捡垃圾不犯法。”他说，“我们没有偷。我们没有抢。我们只是混口饭吃。而且，回收垃圾有利国家。”

朱——这个其他拾荒者们用恐惧的口吻形容的带领一批安徽拾荒者的老大，他停下对其院子里的一堆垃圾的搜索工作，思索了一会，补充说：“另外，我们又脏又臭，因此警察从不会把我们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