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为了拯救急性暴发肝衰的母亲，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广告专业大一学生钟颖，毅然割肝拯救垂危的母亲。这位善良女孩的惊人之举，让无数市民和学子动容落泪。他们掀起爱心狂潮，在短时间里捐献数万元善款。而令人欣慰的是，成功率只有20%的高难手术如获天助般顺利，孝心终于创造了奇迹。(见本报昨日11版)

　　钟颖坚如磐石的孝心，感动整个蓉城。她用那句毅然决然的“让我捐肝救妈妈吧”，回答了关于“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千年追问。我们的感动，发自于内心深处对脉脉亲情的珍存和渴望，也源于现代社会对传统伦理的呼唤和复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钟颖的孝举闪动人性光芒，赢得公众的灵魂共鸣，可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然而，在这催人泪下的真情背后，却有着感动难以承受之重。

　　设想一下：假如当初钟颖没有含泪跪求父亲坚持手术，假如没有媒体跟进、市民援手，还能有如此温情脉脉的结局吗？面对10余万元的手术费用，就是一个生命的生死抉择。这不只是一个女儿的悲哀，更是一个社会的伤痛。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医疗救助机制，给那些无钱救治、濒临绝境的病人雪中送炭。

　　钟颖母亲无疑是幸运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幸运的母亲背后，还有更多不幸的母亲，她们在面临重病的时候同样需要亲情之外的救助。“割肝救母”的悲情际遇，在呼唤医疗救助机制的建立。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它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合力。

　　从政府层面来讲，公共管理部门有义务提供一个覆盖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还需要提供一个尤其针对弱势群体的重大疾病救助基金。这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毕竟每个公民都享有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不因贫穷而被剥夺，无论是钟颖的母亲，还是你和我的母亲。

　　公共财政不能包管一切，因此医疗救助机制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而在我国，民间慈善机构和组织还相当薄弱。社会救助力量需要改变以往“悲惨遭遇——媒体关注——大众捐助”的单一形式，而应着力搭建有组织的专业救助平台。本报“傅艳工作室”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并且已经有了成功的尝试：推动成立的成都市少儿住院互助金，是一项零盈利、纯公益的爱心工程；在成都慈善会设立接受社会捐款的专项救助资金，探索出一套媒体介入慈善事业的新模式。

　　当然，民间慈善力量的主角是千千万万的个体，需要你我他各尽其力。须意识到，公民社会不是相互孤立、游离的原子的集合，而是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有机的整体。当一个人在某个时刻献出爱心，也就意味着他在“爱心银行”里增加了一笔款项；当他以后也需要救助的时候，才能支取别人的关怀和温暖。在“割肝救母”的捐助行动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到组建“爱心银行”的行动中来。

　　成都是一个充满友爱、善意和人间温情的城市，我们乐见各种爱心接力风生水起，给弱者以援手，让无力者有力。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从无处不在的孝举和亲情中感受温暖，而不用再体验那感动背后难以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