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里埋

杨振宁回国之后，好发惊人之语。比如，他日前在广州作的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中称呼：“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他还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这类会赚钱的人才和企业，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见3月15日《广州日报》）

中国需不需要诺贝尔奖？其实是个伪问题。在每年诺贝尔奖颁发的时候，国内舆论都会有“放弃诺贝尔情节”的劝慰，甚至不乏不把“诺贝尔”放在眼里的假清高。这多少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贵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杨振宁居然也和这样的论调同气相投，则令人不解。难道真的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中国不是不需要“诺贝尔”，也不是不想要“诺贝尔”，而实在是拿不到“诺贝尔”。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不惜重金把垂暮之年的杨老先生请回国，想让先生发挥余热。如果中国不需要“诺贝尔”，那么请美国国籍的先生回来做什么？

不错，中国当然需要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人才。但是不要以为，比尔·盖茨是从石头缝里横空出世的。没有爱因斯坦，也就没有比尔·盖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与科学发明、技术进步相辅相成的。对于像微软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如此。可以说，比尔·盖茨的成功正是因为站在爱因斯坦的肩上。很难想象，没有美国强大的科研实力和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背景，比尔·盖茨能取得富甲天下的辉煌。为什么美国有微软，中国没有微软？道理不言而喻。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比尔·盖茨大学辍学的自主创业之路，他甚至还成了“读书无用论”的一个正面教材。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人们往往只看到大学生创业那少之又少的成功案例，却没有看到更多的失败者。就是比尔·盖茨本人也对此作出过多次澄清。所以，他才会说“每天清晨当你醒来的时候,都会为技术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发展和改进而激动不已”；所以他也才会把微软的研究中心开到中国，也才会把优秀的学生接到他的豪宅礼贤下士。

实际上，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是一脉相称的，他们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经济学家的研究已经雄辩地证明，人力资本在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里的人力资本，包括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也包括具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是更需要企业家，还是更需要科学家，而在于怎样培植让企业家和科学家层出不穷的制度土壤。

我想对此，杨振宁应该深有体会。他为什么能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不正是受惠于那样的一套对于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激励机制吗？老先生刚回中国，怎么就这么健忘？说实话，老先生回国后，除了和翁小姐的“忘年恋”成就一段佳话，以及时常“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受到聚焦于镁光灯，成为公众人物外，似乎有些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