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德勇、宋朝玉被正式宣布为云南巧家县“5·10”爆炸案嫌疑人时起，长时间成为谈资的爆炸案，现在成为“敏感”话题。8月7日，巧家县警方至少3次来到邓德勇家里，叮嘱邓家人不要“随便谈论案情”。8月8日，这个范围扩大到巧家县的各个社区，一家一个代表“专门喊我们去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大会”，一名社区成员说，“主要就是不让说爆炸案与拆迁这个事，如果传出去了，公职人员与党员，要遭处罚”。（8月9日《南方都市报》）

“警察的理由是要我们注意安全，以免遭仇家报复”，邓家不置可否，一致将其理解为这是对他们的“封口令”。与此同时，当初曾经发誓拿“前程”担保“这个案件是赵登用所为”的巧家县公安局杨朝邦，在网友齐声喊“下课”声中，现在却“还好的”，没有接受任何停职或者受处罚的消息。同样一起案件，官员信口开河，乱发誓言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普通民众却连谈论案情的权利都被剥夺，两相对比，不禁让人诧异，莫非，这就是现代版的“只许官府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巧家爆炸案一波三折，悬念叠生，像极了一部碟战大片。在这其中，巧家警方所扮演的角色显然并不光彩。事实上，杨朝邦的“以前程担保”虽然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但作为个人言论，这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于此案，当地警方有刻意越过法律程序，将其草草结案的倾向。应当说，当地警方在发现亲的犯罪嫌疑人后，迅速为赵登用沉冤，虽属正常的错案补救程序，但考虑到舆论压力，仍然是值得赞许的。原本，这应该成为当地警方挽回公信力的良好契机，然而事与愿违，警方对当事人家属和当地民众下达“封口令”，似乎又走进了另一个误区。

作为已经成为公共事件的巧家爆炸案，并不涉及国家秘密，普通民众当然有谈论和评价的权利，警方无权剥夺。而作为警方而言，能否接受民众对案情的谈论，以及对其工作的评价和质疑，也是对其办案是否透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公正的考验。不妨设想，假如当初警方能够多方听取意见，或者错误就可能避免，“拿前程担保”的笑话就不会发生。如今，警方向当地民众下达“封口令”，甚至动辄以“要遭处罚”为由，对公职人员与党员进行赤裸裸的威胁，不能不说，巧家警方需要纠正的不仅仅是一起错案。

警方禁止当地民众谈论案情，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是出于维护地方形象。事实上，这也是一些地方的习惯做法，一旦被揭出什么丑闻，不是捂就是盖，试图以禁声的方式来淡化和消除负面影响。不过在网络时代，我想巧家警方应该清楚地知道，这充其量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对当地形象乃至政府公信力有无害而无一利。

很显然，警方禁止民众谈论案情，其实是在回避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爆炸案与当地违规拆迁的关系。爆炸案发生后，众多声音都指向了拆迁被偿的问题，当时警方和当地政府都极力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事实证明，爆炸案确因拆迁而起。至此，公众不禁要问：这起引发爆炸案的拆迁，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村民要用如此惨烈的方式进行报复？能否回答这个问题，是这起案件能否平息，甚至是避免发生类似悲剧的关键所在。警方的沉默和对民众的禁言，其实表明这案件还有可待挖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