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朱广沪揣着他超大笔记本逐一找主力队员谈心、布置战术，直到将近凌晨1点才收工睡觉；昨天上午，本来已经没有训练安排的中国队，又在老朱的敦促下，跑到下榻酒店对面的小公园，加练了1个小时的小范围传接球，引得过路人纷纷停住脚步，站在太阳底下看了一堂难得的免费训练课，经过前期漫长的造势，亚洲杯小组赛的这场中新之战，无论是对球迷还是对球队来说，这回算是真的来了，而比赛来了，也就意味着事无巨细的准备工作，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只不过昨天赛后，1:0的结果出来了，听很多参与了比赛组织的人都说到了失落的心情，也许对他们来说，忙了那么久，看中国队一场大胜才好，尽管看过程1:0已经很幸运了，但1:0毕竟太少了。

10万元“梳洗打扮”球场
中新之战在周三晚上进行，从上周日，也就是比赛前3天开始，泰达足球场方面就已经动手在为场地“梳洗打扮”，而这次彻底的清整，投入高达10万元，可见泰达俱乐部对本场比赛的重视。
本次清整的重中之重，是对球场外延的彻底清洗，从上周日到本周二，凡是从泰达足球场周围经过的人，都看到了球场外“悬挂”的“蜘蛛人”，由于球场的外延面积巨大，又呈弧形，清洗的难度很大，再加上这几天持续高温，每个“蜘蛛人”工作一段时间，必须换岗休息由其他“蜘蛛人”接班顶上，因而连承接工程的保洁公司，都觉得给球场“洗脸”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除了球场外部做到焕然一新之外，球场内部的清整，工作量之大，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比如以往球场定期对看台的彩色座椅进行清洗时，一般多采用高压水冲刷的办法，而本场比赛之前，冲刷工序之后，还多了一道人工擦洗的工序，3万多个座椅逐一擦上一遍，保洁工人就连轴转干了3天，直到昨天上午，还在突击主席台座椅、桌面的清洁工作。
虽然球场的清整可以按部就班排出时间表，但是由于抵达之后，中国队和新加坡队每天都要在场地内训练，因而场地的养护，需要每天随时进行。于是每天两队训练结束后，从晚上10点开始，专业的养护人员就入场，开始平整场地、补上训练中踩翻的草皮，大约要工作到凌晨2点才能收工。
巨大的投入当然也带来了巨大的“产出”。周二，来自斯里兰卡的比赛监督，在给泰达足球场内外做了一番验收之后，几十项验收项目，他给亚足联传真的“成绩单”是全优，而且是绝对的全部优秀，连“优良”都没有，甚至他还专门请工作人员，将英文的验收报告翻译成中文，送给球场作为纪念保留。听到比赛监督说“比赛是否精彩，需要两支球队打满全场才能知道，而比赛场地已经精彩得足够应付任何一场国际大赛”，连中国足协陪同验收的官员也感到脸上有光。
除了上面这些球迷们都能看得到、感觉得到的准备工作之外，还有一些改变，是大家不容易感觉到的，比如球场昨天开通了国际长途，引入了光纤提高上网速度，还给摄影记者们临时买了几十个小凳子摆在球场两侧，让不少摄影记者都大赞天津组织比赛人性化。不过由于把文字记者席“高高在上”安排到了看台的第四层，因而在摄影记者们有凳子坐感觉很惬意的时候，也有文字记者在骂“下场地不方便，太不人性化了”。

休息室“全副武装”迎客
浴巾、洗发水、沐浴露，咖啡、巧克力、矿泉水，香蕉、葡萄、大蜜桃，这是昨天主客两队休息室里摆放的东西，因为看惯了联赛时休息室里的状况，因而昨天
这种满满当当的场景，看上去还有些不适应，但这毕竟是一场洲际杯赛事，无论是主队还是客队，谁提出什么要求，都要尽量满足。
比如巧克力，就是中国队专门要的，中场休息的时候，这就是队员们习惯的能量补充剂，而咖啡，则是新加坡队要的，中场休息虽不是什么悠闲时光，也顾不上端起咖啡杯细细品尝杯子里的内容，到底是现磨的讲究一点的咖啡，还是速溶的潦草一点的咖啡，但是似乎喝上一杯咖啡对新加坡队的队员们来说，比喝水或者喝队医配置的营养补充剂更重要。
只是有一点，让熟悉泰达足球场、熟悉天津队在这里主场作赛的人有点不适应，这就是中国队使用的替补席和休息室，和平常天津队使用的替补席和休息室位置正相反，以至于泰达俱乐部的高层和场地方面的协调人员，在去看望中国队或者有事找中国队的时候，好几次都走错了方向，直奔新加坡队的休息室而去，走到半路才想起走错了。后来专门问了组织方，才知道这种不符合“天津惯例”的区分属于国际惯例。

接机得和晚点“做斗争”
中国队和新加坡队的大队人马在上周日都已经到天津了，但比赛还有几个关键人物，是后来才到的，而晚到的人，好像无一例外都遇到了航班晚点的问题，于是派到北京机场的人，只能一等再等。
应该周一上午8点50抵达的巴林籍主裁判埃布拉希姆，和另外3名同样来自巴林的助理裁判、第四官员，航班晚点了两个多小时，等他们办完入境手续和接机的工作人员接上头，已经是中午了。北京的闷热再加上长时间的等待，搞得工作人员和司机都满头大汗，而几个巴林人，和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里的天气太凉爽了，踢足球太舒服了”，看来被亚足联从西亚派来中国执法一场比赛，除了工作之外，还兼有避暑的好处。
包括中国足协的一干官员在内，中国队此次来天津的阵容，庞大到有45人之多，来得最曲折的是德国归来邵佳一。周二一早，邵佳一搭乘的航班飞抵北京，原本应该8点半降落的航班晚点了，算上等候行李的时间，在国际到达区直等到10点半多，才见到邵佳一的人影，而对他归来远接高迎的，除了天津组织方的代表、中国足协派去的官员外，还有态度父母、阿姨等好几个家里人。长期在德国，邵佳一也好长时间没有回过家了，按他自己和家人们的意思，是想把他接回家吃顿团圆饭，下午再来天津，邵佳一自己也一再保证，下午5点之前，肯定会找朱广沪报到，耽误不了晚上的适应场地训练。可从天津出发去接机之前，朱广沪就一再嘱咐，千万要直接把邵佳一接来天津，不许他回家，因而好说歹说，他才认头和家人在机场告别，并说好比赛完连夜赶回北京，把今天凌晨的这顿宵夜当团圆饭吃。邵佳一到天津了，和比赛有关的所有人，算是彻底到齐了。

新加坡队再三“不厚道”
来天津之后，新加坡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练得很苦，主教练阿弗拉莫维奇把训练安排得很满，要求也很严，他们对至少从天津带走1分，是有“野心”的，不过几天接触下来，他们在一些小事上，却显得并不那么厚道。
最先让人觉得不厚道的，是他们的代表团团长。按照组织方的要求，两队来天津后，首先要集体拍照、制证，可直到新加坡队全队制证完毕，这个胖团长仍然不肯合作，坚持说他有亚足联发的证件，已经足够了，结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组织方还是对他网开一面算了。
周一晚上，新加坡队在泰达足球场训练，训练结束后，球队的领队找到场地负责人，说他们的一个队员丢了手机，要让球场方面帮着找。客队来丢了东西总不太好，于是球场负责人留下了本该下班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场地到休息室里里外外找了一个小时，可到最后也没找到，只能打电话告诉他们结果很遗憾。没想到电话一接通，领队却通过翻译说其实根本不用找了，手机是掉在了球队的大巴车上，他们返回酒店时一上车就看到了。既然手机没丢又不说一声，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转天适应场地的时候，新加坡队的领队带来了两个有他们球队标志的钥匙环送给工作人员，算是简单地道歉了。
谁知道刚道歉完，新问题又来了。由于适应场地时他们要练战术，主教练阿弗拉莫维奇要求严格清场，球场方面连做卫生的保洁员都叫回了通道里待命，可练着练着，新加坡队还是突然停下来，找来场地负责人说球场看台一角的一个房间里有个人，可能是中国队来偷拍的“间谍”，任凭怎么解释，那是帮他们控制灯光，保证不出意外的工作人员，阿弗拉莫维奇就是不信，一定要把那个人叫下来自己亲自看看，直到那名工作人员真的下来了一趟站在他面前，阿弗拉莫维奇才说“OK”接着练。
训练结束后，新加坡队收拾东西就走，可场地工作人员经过清点却发现，中国队借给他们的10个比赛用球，收回来只剩下了8个，问他们的领队有没有注意到把球踢飞到什么地方，结果对方撂下一句“反正这球是我们借的，要找你们找吧”，扬长而去了。想到似乎中国足球圈里都有些忌讳赛前训练丢球，就像预示比赛会丢球似的，为了避免给中国队造成什么不好的心理暗示，球场方面又只能留下工作人员加班找球，而且还打开了大部分灯光，最后球是在犄角旮旯里找到了，可平白无故开了半个多小时灯，算算几百上千元的电费损失，却只能自己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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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比赛中国队久攻不下，直到最后时刻才靠点球赢了新加坡队让人头疼之外，昨天比赛进行的过程基本还算顺畅，不过也有一点小小的意外，那就是最理所应当到场的人之一，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病了。昨天傍晚，早到了约定从酒店出发到球场的时间，可一等再等，南勇也没从房间里出来，上去一问才知道，南主席拉肚子很厉害，吃了药也不管用，已经起不了床了。看到这种情况，组织方赶紧又找人陪他上医院，本来南勇是打算到医院之后开点药，马上再赶到球场坚持看比赛的，可到了医院之后，马上就被留下输液了，直到比赛结束，他还没从医院回酒店呢，于是赛后终于长出一口气的专职副主席谢亚龙，除了必要的答谢和应酬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去看看南勇到底要紧不要紧，转天还能不能按计划和他们一起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