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记载“正始二年......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

有卧龙岗人士据此欣喜若狂，认为此句证明三国时邓县樊城就已属襄阳郡了，那么邓县隆中也必然属襄阳郡。那么诸葛亮《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肯定不是指已属襄阳郡的隆中。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卧龙岗人士的可笑和无知！

• 史学界公认，陈寿《三国志》使用的是晋代行政区划！

这一点在《三国志》中有多处体现。比如《三国志》记载：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

“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来歙之后也。”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汉司徒禹之后也。”

“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

《晋书》记载：“及（晋）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立义阳郡，”又载“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

根据《晋书》记载，义阳郡在晋武帝太康年间才设立，但却出现在《三国志》中，足以证明陈寿在写《三国志》时使用的是晋代初年的行政区划。

• 史书记载三国时的襄阳郡并不包括樊城等原南阳郡邓县地域。

根据《晋书》记载：“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

曹操设立的襄阳郡只包括南郡北部，并不包括汉江北岸的南阳郡地区。

《清光绪襄阳县志》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分置襄阳郡领县七：襄阳、宜城、中庐、临沮、邔、山都、旍阳。三国属魏，景初元年分襄阳郡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晋仍郡名，领县八：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

可见，建安十三年曹操分置的襄阳郡含七个县，并不包括邓县，而到了晋代原属南阳郡汉江北岸的“邓城、鄾”才划到襄阳。

根据以上史料可知，“襄阳之樊城”明显只是晋代的区划。

• 其实，从《三国志》的文字表述中，也能得出樊城在当时并不属于襄阳的结论。

《三国志》记载：“关羽围樊、襄阳。太祖以汉帝在许，近贼，欲徙都”

又有“且樊、襄阳之在围，过於莒、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

又有“太祖举卮酒劝晃，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

又有“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

又有“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

又有“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

上述关羽“围樊城、襄阳”的这些记载，都把樊城放在襄阳的前面，体现的是樊城重于襄阳。如果当时樊城真的是襄阳郡所属，那么做为郡治的襄阳如何可能放在樊城之后？都听说过襄樊，何时听说过樊襄？可见樊城在三国时并不从属于襄阳郡，而是与襄阳城并列甚至对魏国来说是比襄阳城更重要的城池。

•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时间上的先后。

正始二年即是公元241年，吴将朱然等才围“襄阳之樊城”。而诸葛亮做出师表时是公元227年，且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都在史书记载“襄阳之樊城”的时间之前。

也就是说公元241年才载于史料的“襄阳之樊城”，无法证明公元227年和公元234年的邓县之樊城就属襄阳郡，更无法得出当时隆中就属于襄阳郡的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多种史料都证明“襄阳之樊城”只是晋代的行政区划，根本无法得出三国时的邓县樊城和隆中就属于襄阳郡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