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来,读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很惊讶地发现很多讲述宋史的现代文章所引用的史料，居然都出自这本私人杂记，尽管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但这样的道听途说的事情记录在正史里，怎么看都有点不严肃。如赵匡胤的奇闻轶事无一不出自司马氏对前辈人的记叙，且不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的貌似不知情，就说赵匡胤坐了皇帝以后，让人打开龙椅前面的所有宫城的大门，以让百姓都看到他的心中曲邪。这好像也有点儿戏。

2，看了司马光对范仲淹的记述，颇为正面，

有意思的是过去看书都是把范仲淹归为变法派，司马光为守旧派，尽管不在一个时期，人物的标签却很鲜明。

但实际上，司马光对范老前辈非常景仰，虽然也记录了对滕子京的贪污案范公也有所偏袒。

不过，尽管都是变法派，但如果范仲淹晚活若干年而在神宗朝代里执政，他和王安石能不发生冲突吗？很可疑！

无论在今天多么正面的历史政治人物，位高权重者，无不深谙权谋，以今天的观点看，王氏的富国强民的诸多政策无非是强化国家机器的集权做法，又无法制约集权制通常有的弊端，实施到最后只有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式的政治格局，范氏的变法更象是改良强调伦理的作用，和王氏的冲突似有难免。

又读了苏辙的《龙川志略》，讲某知州于西夏人攻入时不敢应战竟然用金钱贿赂夏人，从而保住了城池，富相知道以后，恨得要大开杀戒，将那个懦夫处死，但却是范仲淹拦下来了，这位历史名臣先是为罪臣讲了很多好话，后面有句话意思是：朝廷一直对读书人不错，没有杀过人（据说赵匡胤的祖训就是不杀读书人，并在某宫殿禁地树碑，历任新帝一定要拜，认清楚，直到金人破城之时，才让外人所知。最终由赵构破了例，可能因为他这个皇帝是从张邦昌手里接过来的，没见到祖上留下来的新帝必读），一旦我们开了先例，万一将来朝廷手滑（手滑一词，苏辙原文），政敌们就可能拿我们开刀。

后来富弼被贬时，对于政敌们的毒手也是提心吊胆，这时候就想起范仲淹的英明远见了。

但似乎，这时候的范仲淹先忧的是自己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