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去要打长途电话，是非常麻烦的，要向长途台挂号，等候对端接通，把人找出来，再通知主叫，北京/天津间的电话，经常不如直接乘火车过去，当面谈话。

六十年代，邮电部开始研制长途自动电话，除去长途自动交换机，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帮助下，完成了使用计算机的长话计费设备。1969年，正式开通了京津间的直拨电话。

为了让大家知道早先打长途电话的麻烦，特地转载《文汇报》记者黄裳描写1946年打长途电话的回忆。

    一九四六年八月，黄裳从重庆回到上海，到《文汇报》报到，即奉派任驻南京特派员，随即赶到南京。办事处在户部街，事实上只有一所酱园的一间房子，住宿办公全在这里，门口也没有招牌。整个后院埋了许多醃酱的大缸，门口即是闹市。草草安顿下来，即投入工作。白天是跑新闻的时间，晚上回来就将采访所得写成电讯，深夜由我用长途电话报回上海。当时正是国共和谈紧张之际，南京的消息总是安排在报纸第一版头条地位。

为争取出报时间，长途电话总盼望能早些接通，可是事与愿违，接通总要在午夜之后，这就不免使人焦急，真觉得这报新闻比跑新闻还要吃力得多。新闻主要由梅园新村的中共办事处得来，电稿也常请办事处的同志过目，斟酌改定。当时接待记者的是梅益同志，他不但提供线索，分析政局，还对报社的工作非常关心。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工作极为紧张、繁重，可是对《文汇报》记者的会见请求总是抽空予以满足的。谈话不必很长，但对报纸工作的指点，对时局的分析总不吝给记者以明确的指示。在当时那种纷纭繁复的局面下，能使记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工作不陷入迷妄，始终遵循正确的导向，不能不感谢周公的爱护和点拨。

周公对报社工作中的困难也是关心的。当他听说每晚长途电话不能顺利接通时，就提醒我们应该广交朋友，走走群众路线。这就启示我们应该对电信局的长途台做些工作。不久，严宝礼来京，我就建议报社应该与长途台的朋友多加联系。他慨然决定在六华春宴请长途台的女接线员。她们全体都出席了，知道是《文汇报》请客，都非常高兴。她们对这张报纸是非常喜爱、关心的，答应一定帮忙解决困难。

果然，从当天开始，我叫长途时总是随叫随接，不再有拖延了。这使我们知道，一张为人民说话的报纸，它总是和读者心连心的。朋友遍地都有，只看能不能去找。这是我对“群众路线”最早的浅显认识和理解。虽然用的不过是请客吃饭这样的形式，但其实际意义决非简单的杯酒言欢所可概括的。

黄裳

 

（当代作家、记者、藏书家）

原名容鼎昌，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1919年6月15日—2012年9月5日），祖籍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满族人，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2年，转至重庆交通大学。1943年-1946年，被征调往成都、重庆、昆明、桂林、贵阳、印度等地担任美军译员。抗战胜利后，任《文汇报》驻渝和驻南京特派员，后调回上海编辑部，发表戏剧杂论，结集为《旧戏新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