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新闻，我叹了一口气，也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仅是“极为严重的问题”，而且已经有多年的存在了。

今年初，知名的北京大学的信息专业，有同学抽查了10位学生，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计算机的起源时间。再者，中国的医院信息化的程度也是空前，但是问问卫计委系统的官员、教师，有几个人知道中国医学系统第一台计算机是何时设置的，又完成了什么重大任务？忘记了前辈，历史何来传承？

大家看看我在2006年5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新世纪计算机教材的历史责任》，10年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可以说，就在计算机领域，教材问题及其后果还是越演越烈。好在，我没有绕道而行，知难而退。我的《溯源中国计算机》还是完成了，在三联书店的支持下终于出版了！对某些人也是一个挑战，事实俱在，他们也甭想轻易绕过去。

这个问题，在教育界、科技界、产业界以至社会科学界，必将引起公开和私下的争论，看看计算机概论的教材，看看《溯源中国计算机》，大家便可有公论，其原因是深刻的，是无知，还是有意？

我要补充的是，就是在新出现不长时间的“大数据”，中国人在上世纪70年代，也有无可置疑的国际公认的巨大成果，一些机构正在整理中。

《新世纪计算机教材的历史责任》2006年5月16日 光明日报

           （全文）

2006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启动50周年。1956年5月20日，“四项紧急措施”由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提交国务院审议，这个日子自然值得全民纪念（《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大紧急措施”）。

然而，绝大多数人在面对电脑上网或是办公时，并不知道中国计算机的这段历史。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人说，上学时没有学到这个内容，老师没有讲过。

5月9日，笔者到国家图书馆科技阅览室查询近年来的新教材，计算机和信息化分类书架上专业教材足有几千册。在半天时间里，依次抽取50册教材逐一查阅，所有图书都有“计算机发展”或“概述”章节，无一遗漏地叙述了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的诞生、发展、分类或未来前景，但仅有13种教材或多或少地提到“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是在1956年开始建立的”、“1958年，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制造成功”，13种中仅6种将“我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单独当作一个小节，仅2种提到新中国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包含计算机发展内容，仅1种提到“规划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有一种书提供了一个多整页的“中国计算机大事记列表”。

梁钜钒主编的《计算机文化基础》（2002年10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使笔者眼前一亮，该书明确指出：1956年，中国以“四项紧急措施”发展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和自动化。是惟一提到“紧急措施”的教材。

虽然在数以千计的教材中，50册教材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是也大体反映了教材的“历史分量”，应当引起教育部门、校长、教师和社会的重视。

上述教材是“跨世纪教材”、“计算机教学内容体系改革”、“21世纪规划教材”等等的产物。当发展计算机和建设信息化社会作为举国共识时，计算机教材的提纲绝不能随意开列取舍，民族的光荣历史应是培育新一代青年的最好内容，是不能随意省略的。

温故而知新，如果仅传授操作技能而不去理解历史过程，何谈想象力？更谈不上传承民族精神。50年前的“紧急措施”，正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决策，体现了新中国在发展传统工业的同时，赶超新兴电子技术的决策和卓有成效的实际行动。

中国计算机事业走过了辉煌的50年，才有了今天的应用规模和产业规模。从计算所何绍宗等人的回忆和中科院张久春、张柏春的论文《20世纪50年代中国计算技术的规划措施与苏联援助》中，可以看到我国在从1956年开始发展计算机的头一个10年中，成建制的计算机教育、研发、应用单位已经有几十家，科技人员达到2000人以上的规模。计算机不仅在“两弹一星”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崭露头角，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例如杨克昌主编的《计算机导论》中，列举了用中科院计算所新制造的104机，计算了1959年5月1日的“天气预报”的事例。由于早期的计算机项目多处于保密状态，计算机设备与应用又没有作为“工业遗产”看待，我国的计算机历史资料和样机大量散失。目前的状况是：研制的机型多，保存的样机少；单位大事记录多，参与人员的回忆少；立项的课题名称多，领导决策过程披露少；罗列的技术性能多，创新内容和价值分析少。在新的世纪，这些工作不仅要在教材编写中补充和反映，更应当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来看待。

作为科学家可以远离鲜花和掌声，献身孤独的探索，然而社会不应该忽视他们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