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突然去世了，季羡林先生也在今天去世，两位都是北大学子，给我们的印象都是老当益壮的，充满了活力。

    昨天上午我恰巧到了南沙沟的那个大院，因为办事时间长了，已经过了12点，就没有去拜访任先生。其实，我和任先生两次通过电话，但是始终没有去看他，两次在国图的活动，也是因事没有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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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图书馆新馆的开馆活动，我到的时候嘉宾们已经进入里面参观了。突然的大雨，也把工作人员浇到里面。剩下的，就是主席台讲桌上的“嘉宾站位图”，见到有先生的名字还在最边上，我用数码照相机拍摄下来，并且贴到我的博客（光明博客也有）上。

 

  我写的意思是，文化单位活动的嘉宾排序，不应当按照官职。不管是学问还是年龄，任先生在其中都应当为首位。大约是第三天，国图的一位女士通过网站找到我的电话，作了解释，并让我看他们网站的照片。

 

   那天，刘延东同志到了国图，看到任先生就亲切地谈话，然后根本不管“站位”，拉着任先生站到中间，也就是这张照片反映的场景。我理解工作人员的苦衷，有位国家机关的处长对我说过，（活动组织中）谁排座次谁倒霉。其实，真正有水平和知识的领导，是不管官职的排序的，就是站几分钟的事，何来尊卑？

 

   我是搞工程的，随着技术日新月异，更新换代，许多人根本不记得自己的老师，更别说上二代的祖师爷级的老先生。仅仅25年前的计算机的学者已经开始被遗忘，更别说50年前开创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先辈了。上午，我在一所自称有悠久历史的电子科技大学网站上看了半天，没有找到任何“前辈”的线索，有的仅仅是现任领导。

 

  这样的大学，何谈文化氛围？难怪现在就是在一些大学中，头面人物相比较的也只是官职。奈何“师道”？更难于见到像蔡元培那样不当总长做校长的学者，而那时的校长却是与官无缘的。

 

  季羡林先生有大学问，虽然他没有自己办的报纸和电视台，没有自己的版面空间和栏目时间，今天还是上了北京晚报的头版（估计19时的联播也会有，我要打开电视机的）。任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消息，紧贴在一起占据了晚报的“金边”（业内称之为“金边银角”），这也是编辑们对他们表示的敬意。

 

  任先生也是很有学问的，与季羡林先生不同的是，他有更多的职务。然而，任先生依然记得他的老师。在网络上就见到任先生，1985年纪念熊十力先生的讲话，在长长的讲话中，对他的老师表示了深深地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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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变化，我们再难有和老师们一起逃难的经历；也不会再按月给老师们代领工资，送上门去。技术进步和社会发达，一定会拉远人们的距离吗？也许就是拉远师生距离的原因吗？刚好，网络和智能卡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创造，计算机的先辈们与文化界相比，更快地加速与我们离开？！

 

  我们已经难于像任先生那样写出纪念老师的文章，因为我们缺少那种经历，其实更缺少的是在思想和品德上的交流。教学大纲传播的仅仅就是操作步骤和机器性能的差异。

 我们在纪念知名学者时，也应当纪念自己的老师，尽多继承他们的品德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