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部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意力只是放在“量”的增加，对“质”的提升反应迟钝。行业垄断造成恶果，电信部门想做的事，自然可以列入自身计划；电信部门认为不应去做的事，别人也就不能越雷池一步。

    我为亲戚查询装机进度，听到内部消息说是展览路局每周六下午可以解答北京城西半边的电话施工进度。时间一到，知道消息的上百人像“登山比赛”一样冲上楼道，好像“俄罗斯方块”落地那样趴到一张大桌子前，不分男女老少紧紧地挨着。到了这儿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里三层、外三层”，大家好似都在做气功。一只手攥着“装机交费单”，另一只手还要在下面牢牢地扣住宽厚的桌沿，只要一松劲立时会变成“泥鳅”从队列中给挤出去。我缩骨收腹让进一位满头大汗的老者，他涨红了脸在前面坚持；后面的一位女士小声地哼着“我实在受不了啦”，可是仍旧不肯退出队列。

    电话局负责接待的是×刚（姓已忘记）先生，业务熟、态度也好。但是，这种接待方法实在是使人难堪。本人曾是北京市高校舢舨荡桨冠军队队员，下乡时也是壮劳力。可是，等我坚持到问完问题，下楼时双腿都不像是自己的了，好几天才复原。

    支局也是无奈，全北京多少年来就是西单一个电话营业厅，后来才增加了东单。

    管理水平和业务的决策都体现了“谁是服务的中心”，“电信如何方便公众”。

    一开始，电信部门主观地认为没有人会使用寻呼机，他们说：“买一个比电话机要贵10倍的寻呼机，就是为了能知道有人要找你。知道又有什么用，反正你也没有电话回应”。

    1987年，北京电信126台首批投放的1000部寻呼机被一抢而空，首钢一次就购买了其中的1/4，以便提高管理干部的工作效率。面对蜂拥而来的客户，电信局的寻呼机发展计划已经完成，再次开花待来年。

    当寻呼机供不应求，无线局门口常驻一批“倒爷”时。社会各界看到了商机，巧立名目越界兴办寻呼通信业务。开始都用自办“专网”的名义创建寻呼台，以获取电信部门同意提供电话中继线，办寻呼一下成了全国所有城市的时尚。随后，几乎没有一个台是只为内部人员自用，全都面对社会经营。

    电信部门开始认为不给线路看你们能干几天，此时才恍然大悟，一不小心丢掉一个大市场。他们立即大幅度提高电缆月租费，甚至采取断然措施，切断电缆。因为自办的寻呼台电缆被切断，北京电视台曾在银屏上连续插播文字启事以示抗议，直到通信恢复为止。

    北京邮局不甘寂寞，也开办了一个寻呼台。北京电信的N局长批评道：你们怎么也来添乱。邮局局长Z答复说，你们和社会台是1比150，我们来了就变成1比75，又有什么不好。

    事情也不能得寸进尺，创新不能脱离自己的基础、职责和条件。后来邮局的另一位局长G还想升级，认真地准备要办“移动业务”，就有点脱离实际，自然也不会成功。

    在寻呼与移动火爆的时候，电信工作人员的脾气也同时增长。我去无线营业室找W主任办事，进不了门。招呼柜台里面的营业员时，小姐根本就不理会。只好扯开嗓子大声招呼一下，她抬头柳眉倒竖、双目园睁喝道“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

    过后，W主任无奈地说，她们一天到晚不得安静，也烦，火气大。可能以为你是找我来走后门的。其实，要比起李素丽们，售票员的工作条件与她们根本不能相比，不光整天不得安静，人还得在北京早年的搓板路上颠来颠去。

    媒体经常批评售货员扎堆聊天，在晚间北京126台的小姐们居然不用扎堆也能聊天。我就在一次呼叫后，从听筒中听到寻呼小姐们讨论谁的妹妹的男朋友和她的属性是否班配，因为小姐不理会我的呼叫，我也就一直听到他们述说谁还在西单买到了什么时兴玩意。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寻呼台开始，电信部门再不能随心所欲，自己不做也不让别人干的时期开始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