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涉及“大后方”的抗战历史,都离不开日机的轰炸,重庆的“灯笼高挂”和警报意味着日机空袭,可是警报的来源却鲜为人知。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曾使用了“狼烟”向大后方报警。
1939年5月3 日,上午9:00,日军在汉口的空军基地黄色尘土飞扬,45架中型攻击机起飞,由13航空队2个中队21架飞机和14航空队24架飞机编成2个轰炸机群向西飞去。时刻监视着武汉飞行基地的中国情报人员向重庆发出了第一份情报“日机大举起飞,飞向四川。”虽然禁止中国人出入日军的“军事区域”,但飞向空中的飞机编队是无法掩盖的。
重庆和武汉相距780公里,中型攻击机要飞4个小时,还有足够的预警时间。随着攻击机群向西飞行,重庆防空司令部不断获得日机到达位置的新情报。“日机通过奉节!”“日机飞过万县!!”“敌机36架飞到涪陵!!!”
前田哲男在《重庆大轰炸》一书中写到:中国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组成了早期警戒网。
在从武汉到宜昌被日军所控制的平原地区,中国人主要用“狼烟”来报警。因为没有风,狼烟可以把情报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宜昌之后,进入山岳地带,可以使用手摇警报机或手旗来传送情报。万县和涪陵是日军不能控制的大后方,可以方便地使用电话。数百人担当了防空监视员的任务,送来的情报都标记在司令部的大地图上。这种情报通过了不同的方法又经过了许多人的手,难免有失误,45架日机编队的情报变成36架,但重庆即将遭到轰炸却是无疑的。
12:40,防空司令部向全市发出“空袭警报”,15分钟后又发出“紧急警报”。在市中区海拔370米的枇杷山顶上挂起了2只、马上又变成了3只红灯笼标志,手摇警报器的音响传遍全市。这是日军对重庆市的首次轰炸,日机炸毁和烧掉市区9.3平方公里的街区。据《空袭统计》,敌机投弹166颗,死亡673人,伤350人。中国军队报以顽强的反击,日机被击落2架,全部攻击机都被炮火击伤,损失机上人员15人,只有27架攻击机可以再次使用。
次日,1939年5月4日,日军再度出动这27架攻击机,投弹126枚,炸死3318人,伤1937人,破坏建筑物3803栋,燃烧弹造成了比前一天更惨重的损失。
日军为了掌握重庆的气象情况,还向重庆空投了潜伏特务,利用微型电台报告每日气象情报。5月的大轰炸,就是两个特务拍发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侦察人员通过侦察、破译、测向、搜捕,连续抓捕了这几批日本特务,配合了防空作战。
在樊建川的《一个人的抗战》一书中,刊载了“防空司令部哨长训练班”颁发的马刀照片。说明抗战时期对于防空实在是认真的,有一定规模的,而且也是尽可能采用正规方法进行的,在血与火的进攻面前,中国只能奋起抗击。
防空警报涉及到抗战时期重庆所有经济、文化、教育领域和老百姓生活,但是没有观察和传输就没有警报。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空前惨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五、三”、“五、四”惨案至今还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重庆市决定建立“重庆大轰炸博物馆”,中国人民永远也不应当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忘记我们在抗击侵略时使用过的古老通信方式和为防空献身的民族英雄。
许多城市都以防空警报来纪念抗战,不忘国耻。2001年11月24日10时至10时30分,武汉市就试鸣防空防灾警报。上午10时整为预先警报,鸣响36秒,断24秒,持续3分钟;10时15分为空袭警报,响6秒,断6秒,持续3分钟;10时30分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同时,12台警报车也将分别在武汉三镇巡回行驶,并发出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