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良好的创业环境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应得到最积极的贯彻。惟有在充满自由探讨的气氛中，新的思想、创新的概念才会获得最肥沃的土壤。

    创新必然面对阻力，阻力不分时期、地点和专业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所有制的不同而区别。阻力往往来自无知、来自无所作为、来自自满、来自自私、来自守旧、来自资历、甚至来自懒惰。

    可怕的是，在担负开拓创新任务的科研机构之中也存在这种阻力。和法国的伯尔蒂昂类似，同一个领导者，今天可以支持创新取得成功，其后因为任何理由就可以转移到自己的反面，将支持改成限制，这是许多人都领会过的。就是在同一部门，同样的科研管理机制之下，地域的空间距离也会转变为技术进展的时间差距。

    1994年，由于长途自动电话的应用和传真机的推广，全国性的电报业务持续下滑。面对在世界范围兴起的网络，邮电部引进了“电子信箱系统”在北京电报局开通。此时对口的部属科研单位竟然还有管理人员指责：电报终端都卖不出去了，还搞什么“电子信箱”。

    电报业务量的变化，意味着通信市场的结构变化已经开始，也是通信科研的机遇，但是长期计划经济约束下的科研队伍，对此反而缺乏思想准备。

    1980年，国产小型计算机已经广泛应用，就在上海利用国产通用计算机DJ—131创造了电报转报系统并成功投入应用的情况下，西部一个城市出品的长话计费设备还是采用10年之前的布线逻辑专用计算机，既费工时又限制了技术创新。

    这个问题决不是单纯的技术安排，而是战略决策失误。当全国电子工业一起来解决通用计算机的生产工艺和稳定性之时，一个位于西部的城市，却还力图自己解决计算机生产的工艺问题。如果及时改换通用计算机，只做接口和软件，对计费业务的发展也是不言而喻的。

    通信与信息是上个世纪获得最快发展速度的领域之一，有幸从事通信与信息科研的技术人员应当感到荣幸。可是，事实是思维稍微领先的科技人员常被批评为“超前”，不只一个单位把“超前”作为科研人员的个人缺点来看待，只能是一场悲剧。

    你若想“超前”，那么不光不给你试图“超前”的机会，连不超前而“超后”的事也不给你做，看你还想“超前”不“超前”。

    请注意，这里的超前还不是“超英赶美”，也非超过清华、北大、中科院，只不过是超过了某个有行政职务的科技人员想在几年后做的事，或是他根本来不及去想的事。如果连这种“超前”都不允许，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创新好谈。

    一个研究院所的计划进度，有时还比不上对口企业的现有应用水平，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规划，只能误人子弟。就是某些国家级的科研单位也不一定都能拿出3年、5年的规划，顶多告诉你国家有这方面的规划，但是你们自己单位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却拿不出来。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领导们当然可以一次次地出国考察，而想创新的技术人员只能错失良机，看着农民大张旗鼓地搞活经济而感叹自己生不逢“地”。

    下海自然是一个解决科技人员个人发展的出路。但是那些交不出住房而不能下海的科技人员，还要在现有的公有机制中发挥作用。光是下海也未见得解决所有的问题，在高科技公司中，经营压力会主导项目的开发，所以观念和人的“重组”反而是经常的事。

    创立了著名的3721网站的周鸿祎也有过“重组”的经历。1995年到1999年，已经搞出了“飞扬电子邮件”软件的周，不断建议“方正”转向互联网，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公司采纳，他放弃了技术主管的身份选择了离开。

    周鸿祎的“飞扬”应用效果比当时中国电信向用户提供的电子邮件软件要好得多，但是他的努力当时终于未能打开成功的大门，不过终于带来了他在3721上的成功。周鸿祎说：当时如果我不离开方正去做互联网我就会后悔一辈子，因为我的目标是创造自己的价值，并且能为大众接受，在互联网上做别人办不到的事是我内心最大的驱动力，眼前的收入、借债、可能的失败都不是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