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是--

          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

经常账户顺差主要表现为贸易顺差。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的对外贸易维持顺差长达13年之久。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卫生费用过高，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政府方面，由于收入大幅增长而公共支出增长相对滞后，导致政府的储蓄也很高。同时，最近几年，国有企业尤其是有垄断特权的国有企业利润增长很快，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利润却被留存在企业内部，全体国民无法分享国有企业利润增长的红利。

　　另一方面，贸易顺差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开始把制造环节和部分服务环节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许多跨国公司实行外包和离岸生产的首选。加工贸易顺差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从贸易顺差的结构可以看出来。2001-2005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8%，总额达4389亿美元，对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率为207%。如果没有加工贸易，中国将会是贸易逆差而不是贸易顺差。

　　资本账户顺差主要来自于FDI(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流入中国的FDI大部分进入了加工贸易部门，其对出口的创造超过了所带来的对原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另一方面，流入中国的FDI所创造的利润基本上还没有汇到国外，这更添加了FDI流入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影响。按照一般的国际收支平衡原理，一国存在经常账户顺差的同时应该出现资本账户逆差，因为出口创造的外汇最终还要投资到国外。但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也由于地方政府竞相出台的优惠政策，流入中国的FDI源源不断。

　　从各个年份来看，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有所变化的。1985到1993年间外汇储备的增长比较有限。1994到1997年间FDI大量流入，导致外汇储备每年大约增长300亿美元。1998到2000年间，比较猖獗的资本外逃抵消了FDI流入，所以外汇储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经常账户顺差。2001年到2004年，一方面FDI大量流入，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流入中国，加剧了外汇储备的增长。2005年以来突然剧增的经常账户顺差是导致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原因。

　　外汇储备是政府负债

　　我曾在以前的文章(见本刊2006年第12期“外汇储备的三难困境”)中谈到，外汇储备的增长会带来宏观经济政策的三难选择，即政府难以同时实现货币供给的稳定增长、减少财政负债成本和保持金融机构盈利这三个目标。从双顺差这一独特的国际收支失衡现象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资源的错误配置。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是过去那种盲目追求出口、盲目追求引资的政策所带来的臃肿和不健康。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很多政策建议者主张把外汇储备通过更激进的方式花掉，这样就能化解外汇储备过于庞大的问题。这些政策建议是短视而贪婪的，如果这样的建议被采纳，其结果将是极其危险的。

　　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迥异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石油出口国的外汇储备最近几年随着油价高涨，也在急剧增长，但石油美元的累积对应的是本国稀缺性资源的消耗，这种情况下获得的外汇储备具有准财政资金的性质。但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的累积是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干预形成的，是因为政府担心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因此在外汇市场上卖出本币买入美元，买入的美元成为中央银行的资产，而卖出的本币则成为中央银行的负债。

　　换句话说，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确实是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但是它不是政府的财富，而是政府对公众的负债。央行通过发行票据，从私人部门手中收走了外汇，所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对应的是对公众负债的增加。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增速过快的评论越来越多。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光盯住外汇储备的数字，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风险是结构而非总量，中国需要更大的外汇储备保驾护航。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董登新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应该是多大？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由于各国实际国情的不同，在国际上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外汇储备主要具有四大功能和作用：抵补贸易赤字，保持必要的、正常进口能力；作为对外借债与偿债的信用担保与物质保证；干预本国外汇市场、调节本币汇率；在国家经济动荡或遇战争灾难时，外汇储备将是一国最后的战略储备。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认为，外汇储备一般应能满足3至4个月进口付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有人提出，外汇储备不能低于短期外债的规模，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一些国际金融组织更强调，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能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董登新认为，中国对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虚夸”了外汇储备规模。

人民币虽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资本项目仍被严格管制，这就意味着中国公民尚不能将本币金融资产自由地“交易”为外币金融资产。从投资角度讲，我国居民只能投资国内市场的本币金融资产，而不能自由投资国外金融资产。因此，我国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外汇资产相对较少（主要是来自经常项目的外汇存款），除涉外企业外，大量的外汇资产只能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进而成为外汇储备资产。因此，资本严格管制下的机制，无形扩大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总规模。

他指出，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5年底，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余额仅为1615.70亿美元，其中，企业外汇存款与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大体各占一半。而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却高达28.72万亿人民币，其中，城乡居民本币储蓄存款已达14.11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外币化程度相当低下。此外，每年五六百亿美元的外资净流入，也在“夸大”储备增速。外汇储备的初始来源有两方面：一是来自经常项目；二是来自资本项目。一般说，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是实质性的，往往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而外资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增长则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非稳定性。因此，对应较大流量的外资流入，应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应对。

1996年至2004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动力尽管是来自双顺差，即贸易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但每年的外资净流入总额却一直保持在500亿至600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各年仅为200亿至4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中有相当部分主要来自外资净流入。如此“虚高”的外汇储备，并不能支撑外汇储备过多的结论。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究竟应该多大？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改革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可能会遇到不少令人无法预料的困难和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做后盾。因此，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的主要风险是结构风险，而非总量风险。眼下，需要考虑的应该是：调整结构，实现保值增值；变革机制、藏汇于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李扬昨日表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最主要特点依然是流动性过剩，真正要关注的是储蓄大于投资而非存差。面对这一结构性问题，应让财政政策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李扬在社科院金融所演讲时表示，储蓄投资缺口造成了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而外汇储备增长和货币发行是直接正相关，最后造成市场流动性过剩。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作为‘巨斧’可一定程度上回收流动性，但加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都无法根本改变这些结构性问题。”李扬表示。他同时认为，由于计算口径的不确定，存差概念已经丧失了其科学性。

在高储蓄率问题上，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殷剑峰指出，2000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储蓄率上升，而政府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在于两点，其一在于政府投资引发的政府储蓄倾向的上升，其二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中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门的倾斜。

“今年财政净收入增加可能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实际上，政府是最大的储蓄者。”李扬预测。

央行和税务总局数据分别显示，截至10月末，我国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1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前三季度，中国财政收入达2.96万亿元，同比增长24.6%。

李扬认为，与高储蓄率的不断攀升不同，高投资率已经呈现出收敛态势。如果政府以降低储蓄率为政策目标，则政策的基本着力点应该在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具体措施包括降低生产税和所得税的税率；督促企业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劳动者报酬；政府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此外，应当逐渐将当前的以地方政府为主的与城市化相关的各类投资交由市场去做。”他指出。

李扬还表示，根据国际收支统计，2005年我国投资收益流入超过350亿美元，而我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