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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媛印象最深的是她在美国的一次经历,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搜寻更多资料,1991年6月,她随杨克林远赴美国。一天晚上,两人正赶路,前面窜出3个歹徒伸手抢杨克林的挎包。“其实我们不怕丢钱,就怕丢了那些刚搜集的文本和照片啊!”她和杨克林拼死护住包,直到警察赶来。在吴祖康发给记者的图片中,记者看到孙金媛收集史料时和一系列名人的合影,张学良、巴金、陈香梅……“这些合影也是历史,我活着一天,史料整理工作就一天不能停。”说这句话时,孙金媛很平静。同另一位为抗日历史奔波的上海女子王选相比,孙金媛更多的是静如止水的淡然,无论对工作还是自己的生命。她说她不愿出现在聚光灯前,只希望自己亲手整理的数以万计的照片、录下的老兵回忆口述能呈现在公众面前。
走南闯北近二十年,一个弱女子为搜集抗战史料一直在和时间赛跑。
孙金媛说——这件事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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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52岁的孙金媛,瘦弱,面色暗淡,背有点驼,连头发也过早地显得稀疏。
这并不奇怪。近20年来,她背着一部照相机、一台录音机走南闯北,吃尽千辛万苦。她的岁月就在奔波中流逝了。然而她整理搜集的数以万计见证抗日战争的老照片却将这段历史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面对记者,孙金媛不住摆手。身为《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不可忘却的抗战》作者杨克林的助手,为书整理照片的孙金媛却不愿出现在聚光灯前,她只希望自己亲手整理的数以万计的照片、自己录下的老兵回忆口述能尽数呈现在公众面前。 孙金媛翻起老照片,思绪飞回到1988年9月。那时她是淮海路一家照相馆的职工,在去南京的火车上结识了自费去搜集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杨克林。杨克林一脸惆怅地说,自己搜集的近万张抗战老照片有不少需要整修却苦于无人。孙金媛一听来了劲:“我试试看!”“这活没有分文报酬,是我个人搜集,你愿意吗?”“愿意。”就这样,孙金媛成了杨克林的义务助手。“这事越做越觉得有意义,不做好像不行。” 访战场含泪记录 “整修照片”,一部分工作是将老照片分类,更多则需要翻拍,缺失的照片还得找当事人搜集补充。从此,在上海常可以看见这对搭档风里来雨里去。每次孙金媛骑自行车带杨克林,身上总少不了照相机、录音机、备用磁带和胶卷。每分钱都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每次外出用的都是休息时间。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国抗日战争图志》诞生了,而孙金媛却不敢歇口气。“时间紧,还有很多照片要补上,我索性就提前一年停薪留职,专心搜集照片。”娘子关、平型关、狼牙山都留下了她的脚印。一年中,她同杨克林采访了200多个亲历血战的人。“我们要采访台儿庄战役的经过,就把老战士带到那儿,老兵说起血流成河的场面声泪俱下,我们也噙着泪做记录。” 谈到工作的艰辛,孙金媛说,最无可奈何的是天气,冬日登山,遇到大雪纷飞,三两步就摔跤;夏日走访乡村,大水涨到胳膊肘,还得继续前行。最麻烦的是在深山里找路,一次去杨靖宇烈士的墓地险些迷路,幸有老乡指点才找到那里。不过孙金媛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遗憾的是老战士详细住址都问明白了,赶去时才知老人刚去世,只能转而采访其他人。“这时真觉得资料搜集这事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查档案意外收获 孙金媛指着《不能忘记的抗战》中一张小照片对记者说,“这是我偷偷翻拍的。”照片上是一本小册子。 南京大屠杀时,日军自己拍了许多屠杀中国人的照片。在照相馆里,有人把其中数十幅照片印了留下来,就保存在这本小册子里。“当时还是上世纪80年代,南京第二档案馆部分抗战资料能否公开还有争议。我一见这照片就对杨克林说,‘快,我们把它翻拍下来。’”趁管档案的人不在,这张照片“闪”进了他们的照相机。 斗歹徒夺回照片 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搜寻更多资料,1991年6月,孙金媛又随杨克林远赴美国。 一天晚上,她正和杨克林赶路,前面窜出3个歹徒伸手抢杨克林的挎包。“他们卡着他的脖子,以为包里装着大把钞票。其实我们不怕丢钱,就怕丢了那些刚搜集的文本和照片啊!”后来她趁歹徒不注意,跑到路中间喊“救命”。巡警赶到,杨克林和那些材料才得救。杨克林至今颇为后怕:“没有小孙,《图志》工作恐怕到此为止了。” 患重病停不下来 1995年,听说孙金媛要随杨克林到日本采访,很多对日军侵华深深忏悔的日本人早就等着见见这位挽救《图志》的女英雄了。没想到临行前,她却被一纸诊断书留在了中国——肾衰竭。“医生急了,要是早点治,哪至于到这地步。”说到自己的大病,她的语气却异常平静。 如今,肾衰竭再次发作,她头发越发稀疏。然而,除了不再熬夜,她依旧每天8小时整理资料。“我哪停得下来?我们今天不把材料收齐,空白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她庆幸现在能在杨先生开的一家公司谋一份职,可收入还是悉数用于搜集抗战资料。
提起将来,她仿佛从沉甸甸的回忆中解脱出来:“我这些年录的抗战亲历者口述音带明年要结集出版。我还要协助杨先生出一本世界抗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