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一页，特别是汉赋，是一代文学的代表。赋这种文体是先秦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文化，与以《楚辞》为代表的长江文化长期交流、渗透和融合的产物。赋是一种韵散结合的新文体，它始于先秦，鼎盛于两汉，风靡于六朝，革新于唐宋，延至于明清。赋最早不是文学概念，也不是诗学概念，而是作为诵读诗歌的意思出现，即“不歌而诵谓之赋”，实际上是指与配乐演唱相对的诵读。赋，就其内容起源于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在文体上则受楚辞的影响。它以内容的铺陈夸张和辞藻的绮丽纷繁为其基本特征，它既有散文之形，又有诗歌之韵。

 

   对于赋的形成立了头功的人当推荀况和宋玉。荀况的《礼》、《智》等篇，与《诗经》中的雅诗一脉相承，以四言为主，但同时加进散文化的长句，借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增加抒情的味道。宋玉的《风赋》、《神女赋》、《高唐赋》等作品，大量运用排比和对偶，保存《楚辞》的特点更多一些。赋诞生以后，其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是贾宜的的《鹏鸟赋》和《吊屈原赋》的问世。二赋直接受屈原的《九章》、《天问》的影响，保留加“兮”的传统。贾宜的作品就其表达的思想深度，就其内容和形式结合的完美，就其对社会和人生价值的深刻感受来说，荀况和宋玉都是无法比拟的。作为骚体诗，贾宜的作品已经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贾谊的成功说明赋这种文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发展前途，赋从战国后期诞生到汉代武宣时期走向繁荣的颠峰，大约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这个历程所用的时间，比诗歌、散文、词、曲等文学样式从形成到成熟所用的时间要短的多。从上古歌谣到《诗经》的出现，差不多用了七八百年的时间；从第一部散文集《尚书》的出现到战国时期散文的百花齐放，也大体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即使是产生于唐代民间的词，到了宋代繁荣起来，所用的时间也超过了三百年。

 

   赋为什么成熟的那么快，又为什么成熟和繁荣于汉代呢？首先是汉朝立国到武宣时代，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形成，为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一大批有才能的作家出现在武宣时代，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以同一文学形式表现同一主题的第一个作家群体。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就是这一作家群的佼佼者，并以自己的才华和作品代表了这一时代的文学水平。没有一种文学样式能像汉大赋这样，与最高统治者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赋本身是用来对统治者劝谏的，但在“奏赋”这种制度下，就决定了赋的“讽一劝百”的基本格调。汉大赋有许多代表作家都由奏赋这种制度而和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大赋正式形成。他从吴客探楚公子的病起，写了八段文字，除了第一段外，以下七段写了七件事对楚公子进行劝谏，始靡终正。他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骈散相间的散体句式，构制了庞大的结构，是汉大赋发展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司马相如作为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标志着汉大赋的成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司马相如道：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司马相如作为一代文学宗师，把他摆在我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样式的一流作家的行列中，是毫不愧色的。杨雄是司马相如的成都同乡，他生活在西汉后期的成、哀、平三世，皇帝的昏庸，政治的腐败，国势的颓废，使他失去了司马相如那种创作的激情，同时增加了作品中劝谏的成分。他的赋很多，最有名的就是“四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而《解嘲》更是一篇抒发他政治上苦闷的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杨雄由于写赋而没达到政治上的成功，使他内心充满了失望。他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出了“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感叹。这不是他对自己赋作实践的否定,而是对自己的赋，“讽”没有听到反映，“劝”没有得到回报的一种沮丧心理的自白。人们往往根据汉大赋所表现的内容而把它成为宫廷文学，并依此断言这种文学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其实不然，汉大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并不只限于宫廷一隅。汉大赋的众多名篇确实是以皇帝为中心展开描写的。歌颂皇权是文学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不可避免的。汉大赋的作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对社会生活作了多方面的表现，其中包括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民族关系的各个领域。由此可见，只因为汉大赋描写了帝王这个中心，就冠以宫廷文学，显然是不合适的。

 

   凡是历史上出现的文学样式，都是不会死亡的。但它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同新的文学样式相结合，在新的文学样式中获得新生。时代的巨变必然推动赋的体制上的变化。作家开始寻找新的表现形式。大约从东汉末年开始，汉赋开始了三个方面的演化。

 

    第一个演化的方向是诗化。这就是抒情小赋的出现，它们以赋为名，但诗的特点非常明显，有的作品几乎就是用赋的手法写的诗。东汉末年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穷鸟赋》，是最早的代表。但最早推动抒情小赋蓬勃发展的是三国魏“三曹”和“建安七子”。曹植、王粲把抒情赋的写作推向高潮，《洛神赋》、《登楼赋》便是他们脍炙人口的名篇。建安作家还写了大量咏物小赋，名贵物品，稀世珍宝，珍奇动物，奇花异木都是作家咏叹的对象。祢衡的《鹦鹉赋》把咏物和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相结合，使抒情赋借物起兴，诗化倾向日趋鲜明。一大批抒情赋随后相继出现：晋潘岳的《秋兴赋》、陶渊明的《闲情赋》以及南朝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江淹的《恨赋》、《别赋》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写景状物，抒情言志，生动鲜明，舒卷自如。西晋左思的《三都赋》、梁庾信的《哀江南赋》则都沿袭了汉大赋的体制。前者状物，后者言情，都不失为优秀的作品。

 

   赋演化的第二个方向是律化。南朝时期赋律化已经初现端倪，鲍照的抒情赋已经有了律化的倾向。初唐王勃的《寒梧栖凤赋》已限“孤、清、夜、月”四韵。从此开始了律赋的繁荣期，隋、唐、宋三代都把律赋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伟大诗人李白写了《明堂赋》、《剑阁赋》，杜甫写了三篇《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天狗赋》，李程、王起、蒋防等人则是律赋的代表作家。律赋注意音节的和谐响亮是可取的，而忽略了“辞”的灵活运用和情的自由抒发，这是它的弱点。

 

   赋的第三个演化方面是散文化，这就是唐宋以来文赋的出现。唐宋两代曾经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运动，即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这些文学运动革新的领域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反对绮靡浮艳的文风。这股强劲之风吹进文坛，不能不震动赋的创作。它要求赋从“应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摆脱限韵的僵硬模式。韩愈的《进学解》轻松自如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柳宗元的《牛赋》、《瓶赋》等小赋寓意深刻；杜牧的《阿房宫赋》深沉的感叹历史的盛衰，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则成为文赋的扛鼎之作。文赋的繁荣，说明汉大赋体制的新生。元明清各代均有一些好的文赋问世，我们甚至可以把当代著名作家杨朔的《茶花赋》和峻青的《秋色赋》，看成是唐宋以来兴起的文赋的自然延续。赋这只文学领域的凤凰，终于经过火中的涅磐，而更加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