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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6 14:48:57)| 分类： 他山之玉 |
谈 《 舒 芜 集
》
舒 芜
《北京日报》李乔先生来函约稿，要我谈谈《舒芜集》的出版。这就遵命来谈谈。
《舒芜集》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200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基本上汇集了我平生的文章，最早的一篇作于1942年3月1日，最晚的一篇2000年7月24日，时间跨度约近六十年，共约二百五十万字，分为八卷，装成七册——
第一卷，是关于哲学、文化、学术的论文和杂文。
第二卷，是关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家作品的论文和杂文。
第三卷，是关于周作人研究的论文和杂文。
第四卷，是关于鲁迅、胡适、陈独秀的论文和杂文。
第五卷，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论文和杂文。（以上第四、第五两卷合装一册。）
第六卷，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和杂文。
第七卷，是关于政治和其他题材的杂文。
第八卷，是回忆文字以及旧体诗，后者是作为回忆资料保存的。
各卷都配有与本卷内容大致相关的作者及其家人亲友的照片。
《舒芜集》的编纂，出自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提议。具体编纂工作，完全是责任编辑李良元先生、贺秀红女士两位始终其事；我只提出八个分类的框架，选定了插图，此外没有做什么，连校样都没有看。身体不好还不是主要原因，我总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提不起劲儿。从小看惯了祖父的藏书和“不藏书”，后者指的是祖父不要的书，乱堆在小楼一角的地板上。我好奇，翻了看，原来都是同时人赠送的诗文集之类，已经尘蒙水渍的书上面，往往有序言、评语，许为“必传之作”，我不禁为这些作者悲哀。现在这个《舒芜集》，也许同样会“必传”到人家的“不藏书”堆内去，白费了出版社和编辑先生付出的精神与物质的代价吧。
我少年时深爱司马迁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窃有大志，妄想走这条路。我从“五四”新文化思想出发，向前看，想通过马克思主义，追求更彻底的个性解放；向后看，想继续“狂人”的事业，在历史的满纸“仁义道德”下面，不断挖掘“吃人”两个大字。
我企图通过马克思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便从哲学上致力，第一批成果是《论主观》、《论中庸》等系列论文。我用哲学范畴把“个性解放”表述为“主观作用的发扬”，我综论道：“我们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解放和发扬人类的主观。”（《论主观》）我论证：“按个性解放的本来发展法则，在它自己达到最高限度之后，是必然就要产生出新的集体主义来的。”（《论中庸》）我呼吁：“今天所需要的，还是强烈的个性解放，为集体主义所要求的战斗的个性解放。”（同上）这些论文刚一出来，就受到理论权威的批评，指责我是以主观唯心论反对辩证唯物论，以小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我拒绝承认。可是，解放初期，我承认错误了，我公开检讨了。我承认：“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是把这个‘主观’，当作我的‘个性解放’的代号，……”。（《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就这样离开了“五四”的道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又回归“五四”，走了一个大“之”字路，现在最多不过是回到了起点，距离当初的妄有大志不知道多远。那么，这一生写来写去，有什么价值呢？
转念细想，似乎又未必尽然。我的“之”字路，是两种思想较量升降的体现。一解放，我就在一个边远地方，被委任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领导工作，就是说，不是作为“被改造者”，而是作为“改造者”来参加工作，不多久自然用了“改造者”的眼睛看问题，用“改造者”的逻辑想问题，觉得“个性解放”的确与“集体主义”水火不相容。如我所宣称：“解放以后参加了一些实际工作，无数次地从别人和自己看到，所谓‘个性解放’，或如我把它改装以后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发扬’，在实际工作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同上）这些应该赶快改造掉的坏东西，自己身上有，自己应该赶快改；朋友身上有，应该力劝朋友一同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信仰理论，习惯于在理论论证之后，真心相信，甚至在被错划为“右派”时，自己论证了自己“客观上是右派”之后，也是真心承认，不过“客观上”三个字没有敢说出口，有小小一点假而已。我的“之”字路乃是思想上的“之”字路，是“思想历程”。那么，个性解放思想和集体主义，作为两种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求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相通，求集体主义来发展更彻底的个性解放，是不是就等于反对集体主义？站在集体主义立场，是不是必然要否定个性解放？以及更根本的，个性解放究竟是什么，集体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思想理论问题，我也算以我的“之”字历程，多少做了一些探讨。
回归五四以后，我主要做了三件事：研究了周作人；研究了《红楼梦》；侧重多写了一些与女性问题有关的文章。
为了回归五四，我认为需要研究周作人。“因为周作人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
自从我决心继续“狂人”的事业起，先是不完全自觉后来很自觉地侧重探讨中国女性命运问题，第一篇杂文《吹毛求疵录》就是谈这个问题。我早就感觉中国的吃人历史中，最严重的是吃女人。回归五四以后，首先研究《红楼梦》，就因为它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女性怎样被吃，被吃的女性从形象到心灵是多么美好，她们怎样“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书。我的周作人研究里面，也专门研究了他的博大精深的女性观。最近二十年左右，除了女性问题而外，我几乎没有谈别的。我无力涉及女性问题的全部，只能着重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观，特别是严酷的性道德和卑污的性歧视怎样一直在吃女人的问题。
以上说的几点，大概还有些价值。如果还有读者愿意看看这套书，请留意这几点，给我多多指教。另外，关于文学的论文，关于鲁迅的论文，关于政治的杂文，关于自己和师友的回忆，大概也都贯串了一些个性解放的追求。
2002年4月23日
舒 芜
《北京日报》李乔先生来函约稿，要我谈谈《舒芜集》的出版。这就遵命来谈谈。
《舒芜集》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200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基本上汇集了我平生的文章，最早的一篇作于1942年3月1日，最晚的一篇2000年7月24日，时间跨度约近六十年，共约二百五十万字，分为八卷，装成七册——
第一卷，是关于哲学、文化、学术的论文和杂文。
第二卷，是关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家作品的论文和杂文。
第三卷，是关于周作人研究的论文和杂文。
第四卷，是关于鲁迅、胡适、陈独秀的论文和杂文。
第五卷，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论文和杂文。（以上第四、第五两卷合装一册。）
第六卷，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和杂文。
第七卷，是关于政治和其他题材的杂文。
第八卷，是回忆文字以及旧体诗，后者是作为回忆资料保存的。
各卷都配有与本卷内容大致相关的作者及其家人亲友的照片。
《舒芜集》的编纂，出自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提议。具体编纂工作，完全是责任编辑李良元先生、贺秀红女士两位始终其事；我只提出八个分类的框架，选定了插图，此外没有做什么，连校样都没有看。身体不好还不是主要原因，我总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提不起劲儿。从小看惯了祖父的藏书和“不藏书”，后者指的是祖父不要的书，乱堆在小楼一角的地板上。我好奇，翻了看，原来都是同时人赠送的诗文集之类，已经尘蒙水渍的书上面，往往有序言、评语，许为“必传之作”，我不禁为这些作者悲哀。现在这个《舒芜集》，也许同样会“必传”到人家的“不藏书”堆内去，白费了出版社和编辑先生付出的精神与物质的代价吧。
我少年时深爱司马迁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窃有大志，妄想走这条路。我从“五四”新文化思想出发，向前看，想通过马克思主义，追求更彻底的个性解放；向后看，想继续“狂人”的事业，在历史的满纸“仁义道德”下面，不断挖掘“吃人”两个大字。
我企图通过马克思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便从哲学上致力，第一批成果是《论主观》、《论中庸》等系列论文。我用哲学范畴把“个性解放”表述为“主观作用的发扬”，我综论道：“我们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解放和发扬人类的主观。”（《论主观》）我论证：“按个性解放的本来发展法则，在它自己达到最高限度之后，是必然就要产生出新的集体主义来的。”（《论中庸》）我呼吁：“今天所需要的，还是强烈的个性解放，为集体主义所要求的战斗的个性解放。”（同上）这些论文刚一出来，就受到理论权威的批评，指责我是以主观唯心论反对辩证唯物论，以小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我拒绝承认。可是，解放初期，我承认错误了，我公开检讨了。我承认：“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是把这个‘主观’，当作我的‘个性解放’的代号，……”。（《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就这样离开了“五四”的道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又回归“五四”，走了一个大“之”字路，现在最多不过是回到了起点，距离当初的妄有大志不知道多远。那么，这一生写来写去，有什么价值呢？
转念细想，似乎又未必尽然。我的“之”字路，是两种思想较量升降的体现。一解放，我就在一个边远地方，被委任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领导工作，就是说，不是作为“被改造者”，而是作为“改造者”来参加工作，不多久自然用了“改造者”的眼睛看问题，用“改造者”的逻辑想问题，觉得“个性解放”的确与“集体主义”水火不相容。如我所宣称：“解放以后参加了一些实际工作，无数次地从别人和自己看到，所谓‘个性解放’，或如我把它改装以后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发扬’，在实际工作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同上）这些应该赶快改造掉的坏东西，自己身上有，自己应该赶快改；朋友身上有，应该力劝朋友一同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信仰理论，习惯于在理论论证之后，真心相信，甚至在被错划为“右派”时，自己论证了自己“客观上是右派”之后，也是真心承认，不过“客观上”三个字没有敢说出口，有小小一点假而已。我的“之”字路乃是思想上的“之”字路，是“思想历程”。那么，个性解放思想和集体主义，作为两种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求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相通，求集体主义来发展更彻底的个性解放，是不是就等于反对集体主义？站在集体主义立场，是不是必然要否定个性解放？以及更根本的，个性解放究竟是什么，集体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思想理论问题，我也算以我的“之”字历程，多少做了一些探讨。
回归五四以后，我主要做了三件事：研究了周作人；研究了《红楼梦》；侧重多写了一些与女性问题有关的文章。
为了回归五四，我认为需要研究周作人。“因为周作人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
自从我决心继续“狂人”的事业起，先是不完全自觉后来很自觉地侧重探讨中国女性命运问题，第一篇杂文《吹毛求疵录》就是谈这个问题。我早就感觉中国的吃人历史中，最严重的是吃女人。回归五四以后，首先研究《红楼梦》，就因为它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女性怎样被吃，被吃的女性从形象到心灵是多么美好，她们怎样“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书。我的周作人研究里面，也专门研究了他的博大精深的女性观。最近二十年左右，除了女性问题而外，我几乎没有谈别的。我无力涉及女性问题的全部，只能着重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观，特别是严酷的性道德和卑污的性歧视怎样一直在吃女人的问题。
以上说的几点，大概还有些价值。如果还有读者愿意看看这套书，请留意这几点，给我多多指教。另外，关于文学的论文，关于鲁迅的论文，关于政治的杂文，关于自己和师友的回忆，大概也都贯串了一些个性解放的追求。
200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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