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会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的心思，别人都能猜到，也都存同样的心思。于是，话说了半句，咽了；情表了一半，收了。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误解的开始。这样一来，话越说越乱，情越表越偏，弄得自己和他人都很难堪。其实，即便你的心思不用猜，你不说出来，那也是你的；你不做出来，那也是说说而巳。

一首歌曲的长度，主要不是由歌词的字数决定的，而是由情绪、曲风、节奏和演唱形式来决定的。音乐是时间艺术，歌曲是以分秒为计量单位来制作的。而歌词是以抒情为核心诉求的文本，歌词的长短，以是否能够满足情感的饱和度，以及有限的叙事为依据。明白了这些特征，就不会无端要求词作者增删词句了。

今天应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梁郁南副院长、罗丽主任的邀请，有幸首次参加了“广州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入选剧本的专家研讨会。据悉该计划推动六年来，已有20多部剧作搬上了舞台。这在当下，在全国，一个城市呈现出如此高成活率、高效益的戏剧创作局面，堪称一个现象级的壮举。对这方面的情况我还了解不多，看戏也少；但我有兴致多多了解和学习，也籍此孵化自己作为一个资深“新广州人”，关注本土戏剧生态的意识与责任感。

台词和对白，表面上是编剧写出来的，但本质上，是角色自己说出来的。角色设计一旦定型，他们就将依据自己的性格和身份特征，行为和思维逻辑，去履行自己的戏剧任务，去说自己的话。一个好的编剧，只需要站在角色的立场，去体察角色的命运，去激励和记录角色此情此刻想要说的话。如果你要将不适合他说的话强加于人，那就必然留下一个败笔。

最近被动性的读了几个剧本，可以看出，个个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从编剧技法，戏剧构成和呈现上看，品相都不错，其中都有一些令人喜出望外之处。但就是掩卷之后，难有令人回味和深思的地方，文学性审美得不到满足。诚然，与从前的“案头剧”不同，现在的剧本是写来演的。这样，编剧在创作前和写作过程中，就已经自觉背负起了许多务实的责任。而恰恰是这些“责任”，一方面磨损了创作冲动，另一方面又限制着文思的自由飞翔，最大的困惑是，那个创作初衷，在不断的调校和权衡考量中，也渐渐被冲淡，甚至迷失而经不起推敲了。写戏，应不应当对制作方和特定市场负责，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编剧首先应当对自己负责，主要是对自己的价值观，是非判断，和学识水平负责。换言之，只有勇于、善于对自己负责，才是对大家最好的负责。

一个人会不会说和爱不爱说，是两个概念；还有就是又会说又爱说，和又不会说又不爱说的人。这些人都很正常，都没问题。问题是那种又不会说偏偏又特爱说；又不爱说偏偏又特爱想的人。没问题的人，构成生活；有问题的人，构成戏剧。而编剧，就是那种勾兑生活与戏剧的人。

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随剧团到外地演出，开演前无聊，跑去票房搭讪卖票的女青年。见一男人趴在窗口，一会儿说这戏不好看，一会说票价贵（几毛钱一张），一会说湖南省京剧团水平不高。说得我窝了一肚子火，叫他让开，他却又堆一脸笑问我，能不能给他选个最好的座位？那个年代，卖戏票不分等级，不选座位，一个票价，先来后到。他这种作派，就不单是让人生气，而是让我看不起了。我火冒三丈对他说，你听着，只要我在这里，你就别想买到半张票！我们还要在这演三天，我记住你了，我会天天守在这里！哪怕一张票卖不出去，也不会卖给你！哈，特朗普那个老疯子，使我想了那个小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