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鸣散文:“湖南民歌之父”是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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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曾鸣情感 |
分类: 曾鸣散文 |
白诚仁(1932-2011):作曲家,成都人。1953年考入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后改名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1955年10月到湖南省歌舞团工作,曾任湖南省歌舞团团长,湖南省音协主席,湖南省政协常委等职。在其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声乐曲 :《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小背篓》《苗岭连北京》《春暖桃花源》《山神》;器乐曲:《苗岭的早晨》《竹山吟》。合唱交响诗:《屈原》《山鬼》。舞剧音乐《风雷颂》《红缨》《潇湘风情》《山风》。舞蹈音乐:《阿妹上大学》《巴人》《猴儿鼓》。组曲:《湖南民歌联唱》《韶山颂》《三湘四季》以及歌剧《灯花》电影音乐《枫树湾》等。
今天上午与吴碧霞老师微信聊个事,印象中,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还是在白诚仁大师那里。上网查了一下,再过一个多月,白诚仁大师就足足走了六年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位有着“湖南民歌之父”美誉的作曲大师,却是一个四川人。
这又使我想起一桩逸事,某年,以唱白诚仁大师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和《洞庭鱼米乡》著称的何纪光去洞庭湖釆风,船上,他打开录音机请几位老渔民唱渔歌。渔民们清了清嗓子后,还是不敢开口,说这方圆百十里,只有一个人唱得来。老何于是费尽周折找到了此人,哪知这位渔民一通运气之后,竟脱口而出地唱出了“洞庭哎~湖上哟~好风哎光啰嗬哟~”。这令得老何哭笑不得。因为此歌是白诚仁根据老何的家乡,桑植民歌元素创作出来的“渔歌”!
白大师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
1987年,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决心放弃回湖南省京剧团的机会,去重新找接收单位。因为我怀疑自己能否写好京剧本子,而那个时候,我仍坚定而热情怀揣一个“文学梦”。
我的这个抉择和苦衷,得到了上戏湖南编剧班的领队、时任湖南省话剧团团长的肖高适老师的理解和支持。回到长沙后,他将我的情况和想法,向湖南省文化厅主管领导进行了如实反映并持鲜明的支持态度。记得那位副厅长叫吴兆丰,心态很开明,发话说,只要是在文化系统,哪里要,就可以开方便之门。这样,省文化厅艺术处朱进民处长就把我推荐给了湖南省歌舞团。
如果能去歌舞团,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当时,我也正把诗歌写得风生水起,心想,作词和写诗不都是分行排列地写吗?干这个,应当上手会快。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那个想法至少错了一半。去湖南省歌舞团,我还有一个情结:我之所以考进湖南省文工团京剧团,就是因为我小学时在《白毛女》全剧中跳过大春。我其实最初是被歌舞团初选上来的,只是当年演“样板戏”,京剧是老大,才被京剧团拦截了。
但是,要想进省歌舞团创编室,谈何容易。那里个个是大家,更有词作家欧阳振砥、李欣在位,能不能进得去,我一点底气都没有。老肖指路说,要进省歌,你得过白诚仁团长的关,就看你的本事和运气了!
据说,白诚仁出任团长那天,曾给自己订了一条铁律:不搞特权,不谋私利,不用公款请吃,也谢绝各种请吃。平日里,他深居简出。哪怕是他儿子,本可以安排在团里就业,但他也坚决反对。他说,不管张三李四,要进省歌,一律凭考试过关。
也算是初生牛犊吧,在老肖、朱处长,和我的老师、著名诗人于沙的鼓励和引荐下,我壮着胆子拜见了白诚仁、副团长王安华(著名舞蹈编导)、党委书记欧阳振砥、舞蹈大师龙庭波老师。我把一些发表过的诗和小说,还有几首歌词给他们看。我当着几位业界大家大谈我对于歌舞艺术,尤其是对湖南民间歌舞的狂想,我向他们介绍说,我主动要求到湘西凤凰搞过一年多农村工作队,对湘西生活有深切体验等等。我知道,那时团里正在排大型音舞诗《潇湘风情》。
我至今也认为,一个地方歌舞团,最重要的就是文脉,是她一脉相承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性格。有了这条文脉,作品才出得来,人才才留得住;特色才出得来,观众才留得住;影响力才出得来,艺术观才留得住。一个地方歌舞团的使命,就在于传播和提升地方文化的品牌,与地方文化品牌实现完美的对接与共享。
让人开心和意外的是,我的轻狂和畅想,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反感,反而引起了他们很高的认同与赏识,没过多久,在白大师主持的团务会上,一致通过了我的请调报告,并派人事部邓主任多次与京剧团商谈调人事宜,好在当时京剧团似乎一下子也用不上我这个半坛子水的编剧,很快,我便带着不足周岁的儿子,从京剧团的筒子楼,迁进了歌舞团分给我的二房一厅!
我在湖南省歌舞团的那些年里,也成了白大师和几位前辈家的常客,聊创作,打磨作品,常常到月落西天,获得了很多创作上的干货。白大师有新作也会叫我去听他弹唱,他有一个极为贤惠夫人,不管客从何时何地来,见她总是笑而少语,茶时递茶,饭时盛饭。
回想起来,那几年我也的确是满怀激情,在用心回报前辈们的知遇之恩,参与主创了晋京演出的大型歌舞剧《三湘杜鹃红》(执笔)和《潇湘风情》等,写过一些歌也获过全国金奖,并与创编室的编导家刘永尧、潘运云、冯代华、王端仪、王小元、莫梓材,作曲家刘振球、张杰林、李扬、杨歌阳等,都有过默契而难忘的合作。那时候,我们在艺术观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分歧。
八十年代,是一段令人留恋的时光。
回到题意上来,白诚仁之所以被誉为“湖南民歌之父”,首先是他在创作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其次他还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全国著名歌唱家,如何纪光、李谷一、宋祖英、张也、吴碧霞等。所以,一个四川人被冠此殊荣,也就当之无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湖南出了那么多一线民歌手,却又并没有出更多在全国唱得响的民歌呢?除了一首《浏阳河》是出自花鼓戏之外,就只有出自这位四川籍作曲家之手的《洞庭鱼米乡》《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小背篓》风行全国了。
我想,这也可作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湖南音乐的地域表情丰富,但大多小腔小调,小打小闹,缺失“悲情”。相对而言,湘西有其出类拔萃的地域优势,有一首很出名的《马桑树上搭灯台》就出自湘西。所以,湖南的文学、绘画、音乐和舞蹈,优秀的作品,大多带有一定的湘西情结和元素。我有一个观点,文艺作品,“若无悲情,则喜不足喜”。另一方面,搞创作,融得进去不难,难的是跳得出来,所谓“距离产生美”,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就是这样一个美学道理。比如说,本土的作曲家和作家们,融进去天经地义,要跳出来,就会有一定顾虑和难度。而白大师是外乡人,他首要的问题是融进去,事实上,他是我所知道的一位极其重视体验生活的作曲家,融进去,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到位,所以,他的跳出来,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而又无可非议。他把一首湘西山歌的元素,融入到一支渔歌里去,结果反而被当地渔民视为已出,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案例。
白大师把创作上的事看到特别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走心。他安于自身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不为五斗米动笔。记得有一次,湖南电台约我为一家企业写了首歌词,我建议编辑拿去请白大师谱曲,那位大编辑说,我了解白老师,这种事,找他不太好开口。
想来,我认识白大师的时候,他比我现在还小三岁,一眨眼,却已是天上人间。好吧,那就不想了。如果以后我有幸还能写出点什么来,那也算是对所有提携和关照过晚辈的师长们,一份铭记与报答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