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岁的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湘东一个偏僻县中学教书，与外界几乎隔绝，只能通过写信与外界联系。
    记得是那年的11月份，我收到何立伟兄的来信。立伟兄是我通过著名诗人郑玲老师认识的朋友。立伟兄信中说是他有一个极好的哥们，在湖南省京剧团工作，很讲义气，过几天要到桂林去演出，立伟兄于是邀我一同去桂林，在桂林与鸣哥会合。收到信后，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作出了决定。
    我只身到达桂林后，找到了鸣哥。当时鸣哥很瘦，留着长发，风流潇洒的样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鸣哥就像大哥一样待我，天天陪我上街，我第一次吃到桂林炒粉。鸣哥有事时，我就一个人去阳朔、漓江游玩，晚上就到鸣哥的团里驻地落脚。离开桂林时，鸣哥到火车站送我。记得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火车渐行渐远，我还看见鸣哥在站台上挥手。
   就这样结识了鸣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鸣哥是这场文学大潮中的骄骄者。鸣哥待人诚恳，善于提携后进，且他组织活动的能力很强，身边常围着一帮“粉丝”。后来我所在的城市有个叫“春天文学社”的，把鸣哥从长沙请来讲课，我妻子当时是该社的社员，极其虔诚地听了几次鸣哥的讲课。二十年后，有一天妻子清理旧物，翻开以前的笔记本时，忍不往叫起来：哈，里面还有着鸣哥讲课的记录。
    1992年夏，那时我已经调到广东工作。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了我办公室，一听，竟然是鸣哥！这个电话顿时让我觉得窗外的阳光格外地灿烂，我们居然会在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了。我们见面了，而且，我第一次见到了美丽端庄的嫂子和年幼的潇潇。
    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很艰苦，鸣哥一家三口要租房住。记得鸣哥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只用一个三轮车就可把所有的家当装完，鸣哥在前面拉，我们在后面推，铁桶哐啷作响。
    鸣哥的讲义气，肯帮忙，是我们这一帮人所公认的。他一个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从湖南来广州，见到我以后就叫我联系鸣哥，他说，在广州谁都可以不找，但一定要把鸣哥揪出来。
     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鸣哥一呼百应，把我们这帮湖南在广州的“散兵游勇”召集起来打麻将。这些人当中，都是些在湖南就已很有名的作家、画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报纸记者等等，而把我们发动起来后，鸣哥却从牌坛销声匿迹。直到如今，每当有人牌场失意，哀叹世态炎凉时，总是要追根溯源，把鸣哥拎出来：“就是这个鸣哥，害得我们……”
    二十多年过去了，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每每忆起过去的时光，总不免要惆怅和伤悲。鸣哥，我们都老了吗？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