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学院老楼

     美丽园是美丽的。

    逛上海，一般绕不开南京路或延安路，设若你从外滩由东往西，美丽园，便如恋人一般，在路的尽头，等你。

    美丽园有很多的花草和幽静，还有上海文艺会堂，以及上海戏剧学院。

    1985年，我在美丽园求学，美丽园，有难得的美丽。

    这里曾经是法租界，房子以及篱笆都异国得很。我来自湖南，我那时热衷于写乡土诗，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梦着诗。

    每天黄昏，我沿着篱笆墙，梦湘江的深浅与爱情的冷暖，梦得绿肥红瘦，美丽而忧伤。

    一日，湖南诗友李跃清来信，嘱我为他办的《新星》文学不时写些聊诗文字，我想，能给湖南的诗友报告一点上海诗坛的消息，这不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次梦游的机会。

    我想，在上海读书，我之所以很够比其他同学更快地有了较广泛的社交，诗是另一条篱笆小径。首先，这得益于我有一位参加过第二届“青春诗会”、复旦诗社首任社长的表兄：著名青年诗人许德民兄，其次，我来上海之前，由于主持过长沙诗歌书屋，与上海许多重要的诗人，有过书信和业务上的联络，之前，我也在《萌芽》等刊发表过习作。

    那是一个属于诗歌的年代，诗歌，是青春的通行证。

    所以，我虽然写着湖南的"新乡土诗"，却并不妨碍我与上海的诗友们一见如故。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德民兄就把电话打到了上戏的传达室，并带我去了文艺会堂内的《萌芽》编辑部，见了宁宇、赵丽宏等知名的诗人与编辑。当年的《萌芽》，是青年文学的领军刊物。编辑部设在一座有些历史面貌的红砖小楼，从楼梯间攀上去，楼梯的一边依次码着的，竟全是一邮包一邮包未及拆封的稿件。那时候，发表一篇作品，大概不会比今天中个彩票更容易。

   宁宇老师请我们去楼下喝咖啡，那时候，我好像还没有正经在咖啡吧里喝过咖啡，搞得我好像身处于电影镜头中一般。宁宇老师却很现实，谈及上海的诗歌创作，谈及许多诗歌活动的阻碍与多磨，他似乎更加称道湖南的诗歌氛围，他说：你看你看，你都主持搞过湖南的“潇湘诗会”和“诗歌书屋”，很有影响的事情，不是说搞就搞成了吗？

    你说：上海为什么不能呢？

    我当然回答不出这么大一个问题，湖南人待客喝茶，喝酒，上海人喝咖啡，这算不算问题的一个方面呢。

    从咖啡吧出来，德民兄带我到静安寺旁边喝啤酒，吃三黄鸡，这是先前在电话里就说好的节目。所谓三黄鸡，就是嘴黄、脚黄、皮黄的一种雏鸡，斩成小块，过开水，白生生端上来，醮着作料吃，图一个原汁原味，上海人爱好这一款菜式。

    上海人也实在，说吃三黄鸡，就是吃三黄鸡，没有配菜。而我，总试图再来一二份重口味的热菜，看看德民兄，德民兄谈兴正隆，于是，大杯喝啤酒，谈诗。

    而那时候，餐饮业不发达，大多是国营店，静安寺地处闹市，人流如潮，我们占着个桌子喝酒聊诗，就难免引发等位的食客的白眼，这种感觉并不诗意，不象在长沙，街边找个臭豆腐摊，天南海北，月落星稀。

    之后，我们便很少喝酒，而是常去一些民间诗歌沙龙，很文学的样子。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文学沙龙，设在北京西路1065号延中文化中心内。每到周日，便有来自各式屋檐下的文学青年，与有些名气的作家、诗人对话。我记得，湖南的韩少功、残雪也去过，有一次，是残雪的主讲，很多人慕名而来，爆满，不让我进，我说，我认识残雪呀，他们说，认识她的人多了，我说，我是她的朋友呵，他们说，好吧，那也是我们的朋友了。于是带我见到了久违的残雪。

    这个文学沙龙还编印了一本叫《座谈文学》的内刊，在当时，这是很有政治风险的行为，后来，我认识了几个编刊的人，他们说，的确有几次，他们都被有关部门找去问过话。但是，后来，他们的事迹上了《新民晚报》，作了正面的报道。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上海人多，诗人自然多，民办刊物此起彼伏，能找到的，我都找来看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前卫。

    如何前卫，我说不清，因为实际上我大都看不懂。

    上海青年诗人，似乎大多更热衷于理论探索，奇怪的是，他们的主张，我虽然听得明明白白，也有很多让我信服的道理，但问题是，你如果按照他们的某个主张去展开创作，那么，第二天，他们又将有了另外的一个主张，而且似乎更具真理性。

    他们对我说：你这样写，过时了过时了啊，这样写，怎么行?！

    我说：这是按你前些天说的意思写的呵。

    他们说：是啊是啊，前些天的事，现在怎么还行，过时了过时了。

    大上海，是时尚的风向标，也是文艺思潮的风向标，他们有太多的梦，他们试图在为每一种梦，寻找一个主义注解。这是湖南诗友们望尘莫及，难以理解的。

    湖南地处中原腹地，任何外来的主义和主张，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要经沿海或文化中心城市传递进去，而这个传递的过程，便已经悄悄嫁接了地域的特色。这也许正是湖南能出一大批接地气的作家和作品的前提，不过，湖南能出一个前卫有残雪，这是始料未及的。

    这样一来，我也干脆两耳不闻外滩事，一心专做乡土诗，咖啡和酒，混搭着喝。

    一夜，上海一些校园诗人搞活动，包了一艘游轮，在黄埔江上搞诗歌朗诵会，请了不少话剧、影视艺术家和钢琴家捧场，我学过表演，又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我的诗由自己朗诵，音乐响起，我靠着栏杆上，注视浦江，心想洞庭，朗诵了一年以后，发表在丁玲主编的《中国》创刊号上的组诗：《帆，落在黄昏里》。

    朗诵完毕，我听到了风声、掌声，叫好声，这使我感动和自信。我看到了黄埔江中的小船上，有船工向我招手的身影。

    但让我必须敬佩的是，上海的诗友们，有着坚强的艺术愿景，他们以理作诗，以诚待诗，不玩不戏。这是湖南诗友们有所欠缺之处呢。

    我想，如果把湖南的刘犁、刘波、郭辉、赵坤、谢午恒、彭国梁、陈惠芳、江堤、龚鹏飞、沈国清等等成诗友们拢到上海来，在这里搞一个“湘军诗社”，三年以后，这个诗社还能否生存得下去不呢？

    当湖南的诗友们热衷于建立新乡土诗流派的时候，许德民们正试图用数学中的模糊理论来说明朦胧诗的合理性。

    这都是关于诗的梦想。

    但是，任何的一个梦想的起飞，首先都需要一个生长翅膀的摇篮，这个摇篮，就是一方水土，就是你的心灵的家园。

    美丽园不是我的一方水土，但她却曾是我心灵的驿站。

    美丽园，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