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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好一番隆重庆祝。看丁学良教授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大学问题的总根源，结合之前看过的一本《中国的八位大学校长》以及《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颇有同感。

总结丁教授对中国大学问题的剖析，可归纳为左一刀，右一刀；一刀砍，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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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刀“砍”是在1952年。

“我们从1952年以后，把中国近代、也就是20世纪初期的原来一个伟大的、本来和国际上最好的大学的体制接轨的这么一个主流的大学的传统基本上给中断了。1952年以后中国学的就是斯大林的模式，斯大林模式主要不是要办大学，他要办的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

“1952年后中国学的就是斯大林的方法，把所有不同的大学的膀子全部砍下来，把所有这些膀子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大学;然后把所有的大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大腿集中在一起，也变成一个高校;然后把所有的小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小腿拼起来，作为一个高校;最后把所有其他的部位砍下来，分隔开，变成一个个同类的高校。采用这种模式，如果是这个国家二流三流的高校这么搞起来则问题不大。但1952年的时候一刀切，中国的最好和最伟大的大学，都这么干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严格意义上讲，从1952开始，中国就没有国际主流意义上的这种综合型的大学了，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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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刀“切”则发生在90年代。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在大量投入钱的同时，又开始对高校进行全面的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做法。高校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科学的规律的机构，有着特有的性质。我们没有把精力放在研究高校怎样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以及为了这样的目标高等学校应该怎么管理这些方面，没有把高校作为一个特有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而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衙门来进行管理，所以中国高校现在变得非常糟糕。”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用行政的办法搞一刀切进行合并的过程中，按道理应该是让一个强校，让一个有名牌效应的高校来接管、来改组其他名声比较次的这个单科性的高校，这种模式我是很支持的。当时也有一部分高校是通过这种模式来进行合并的，但是还有很多高校不是通过这个方式合并的。”

“我们就是一直把这些高校当作政府的百分之百的附属品、行政部门和行政官僚们的百分之百的附属品来操纵的。目前也是这样的，看看高校的人员配置——行政官员一下来马上就可以当校长，不管这个人在高校工作方面的经验怎么样，他的学术水平怎么样、管理水平怎么样，他对学生爱护不爱护，办高校有没有充足的经验等等。现在是一律不管这个，就是简单的调配干部一样。”

“以前这个现象还比较少，但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变得越来越严重的很基本的原因就是现在高校大量的财政的注入来自于政府。这与当年办国有企业是一样的，既然钱是政府给你的，你的人事安排当然要听政府的。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了20多年，大家已经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国有企业虽然是政府注资，虽然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是国有企业最后怎么来运作，最后还是要尊重市场的规律。”

“而公立大学到今天为止还是背道而驰——既然是公立大学，既然是政府出的钱，那么政府的官员就要把大学管得死死的，而且把大学从头到尾管起来，什么事都管，想出一大堆的办法，让高校没有自己的自主权，让这些行政部门百分之百地运作这些高校，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完全用行政的办法不能把一个企业搞好，怎么可以用一个完全行政的办法把一个大学搞好？大学有大学自己的非常复杂、非常特殊的一些运作规律。”

这就是中国大学今天所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现状。印象中北京邮电大学的新校长好象就是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的副主任直接下来的。

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重而道远，包括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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