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对张驰为什么这么肯定？那时候我看张驰的小说，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的，好多个人物齐头并进，但他给我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感，那种感受极其强烈，我觉得他从技术上打破了过去传统小说的模式，他是小说散文化、是漫天撒网式的写法。
记：小说散文化现在几乎成为一种流行了，已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了。
王：但他确实写得生动。当然这也有受生活经验限制的问题，他写的那种生活经验我都有，写的那些地方我全去过，那些人我也都见过，我当然是基于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判断。最喜欢的小说就是那些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感到一拍即合的，如果我没有这个经验可能就不会注意这些东西。他记录了世纪末到世纪初这一段，对这个圈儿里的人的生活写得非常到位，没有多说一句废话。在小说中你会情不自禁说一些话，会去煽情，我喜欢他的最关键一点在于他一点儿都没煽情。甚至有些故作的表演。
记：你说这跟一个人心理素质有没有关系？比如现在新一代作家，觉得自己会写点儿东西了，马上就开始放浪形骸了。
王：我倒不觉得他们是因为会写东西而放浪形骸了，而是所有人都在放浪形骸，放浪形骸一点儿都不羞耻，用写作来平衡。
记：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人的素质、文化修养很高时，文学圈的人也不会动不动用另外一种表演来装饰自己。
王：我不知道你指的文化修养是什么？是仪表吗？是优雅的生活态度吗？
记：怎么说呢……就是懂得一些起码的人们认可的社会法则、社会礼仪吧。
王：我知道了。谁不是这样啊？小说中似乎有一些放浪的东西，但在生活中，包括我自己都是尊重起码的社会准则的。
记：但是我现在恰巧看到你夸的这些作家在生活中是一种表演状态，比如觉得“我可以轻漫别人、我对女性可以怎么样”等等，你觉得这是在张扬个性吗？
王：我不觉得这是在张扬个性。但人的情绪总有失控的时候，西方有极高文学修养的人，同样过着非常堕落的生活的有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纽约东区穿着黑衣服听歌剧，他们也不是一定要出现在沙龙里，有的人就是往社会里扎，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觉得舒服，特别是从那种地方爬出来的人。我自己就能感觉到社会底层生活对我的吸引力，我隔几年就要重返一次，确实好。
记：我还发现一个特点，你所注意的一些人都是军队大院里成长起来的人，包括姜文，包括张驰、丁天等。你是不是本身有偏好呀？认为军队大院里的人我应该怎样怎样，因为你本身是军队大院里成长起来的。
王：我没有说要提携谁，没有。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这是北京这个城市造成的。北京这个城市里有大量的国家机关，军队的、地方的，我们把那里的人叫做新移民、新北京人。以前做过一个统计，在50年代的的时候就有二百多万这样的人了。现在老北京市民的数量已经远低于这批人，你在北京碰到的往往是这些人。我觉得这些人的创造力很强，老北京人会因循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他们往往是不张扬的，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是自得其乐的。而真正找不着北的、找不着根的是那些人。其实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文明环境中，大多数的人受过基本的良好教育，这时候他对自身的关注的程度要超过老北京人。老北京人的想法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新移民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是要张扬自我的，不管他张扬得好坏。
记：那就是说你是无意的？
王：我当然会有天然的亲近感。因为我觉得和这些人有共同的气质和共同的趣味，能玩到一块儿去，待在一块儿舒服。这不是说圈子感或优越感，只是因为有共同的背景，天然的就走得近。其实我的朋友中也有大量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我觉得这些人在80年代中后期在创造性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列过一个单子，有相当一批重要的作家、导演、包括音乐人，还有摇滚乐，都是在这种圈子里起来的。他们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创造性，这是你不得不关注的，而且我在我的生活圈子里会不断地碰到这类人。但是在今天来讲，家庭和生活背景对人的影响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很多人也变得非常不像样了，真正还保存着相同气质的人是非常少的。
记：这不是和你的开阔眼界的想法正好相反了吗？
王：是的，我也狭隘，我也有小圈子意识，我不以此自豪，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我希望我最终把它完全克服了。说实在的，我现在还是有意克制自己。我就是一见到和我出身差不多的人就格外的话多，爱跟人家聊，但是我觉得第一条你不要歧视别人就对了，其实生活趣味相投总会形成圈子。
记：但是你对张艺谋的贬抑是不是因为你想推姜文而产生的？
王：那倒没有，我是谁呀？我凭什么推姜文啊！那是张艺谋自己的创作造成的。你应该承认，他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特别是从《有话好好说》到《一个都不能少》，我完全看不到他有任何艺术追求。据我所知，他是非常了解国际电影节的走向的，而且他非常关注市场，他对别人的需求非常在意，他知道现在需要什么。而且他一定要找一个能通过的，我觉得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关卡，假如没有要通过电影局审查这一关，我相信他会比现在要拍得好。
记：可这个现象是现在大多导演的生活状态。
王：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东西，不是说张艺谋格外不是东西，当然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他格外不是东西。因为在很长时间里他总说他是一面旗帜，现在我回过头来看他的艺术探索，非常有限，他总是跟着流行观念走，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他特别像谢晋。像《红高粱》宣扬的那种酒神精神，像《大红灯笼》那种所谓的一言以蔽之的深度，什么窝里斗一类的，我觉得都非常肤浅，《菊豆》被李陀他们总结过的那种深度，那种人性……这些探索我认为都是基于观念性的东西，我不认为那是有深度，但是我起码认为他当时还是有点儿艺术精神的。但现在看来，张艺谋一直都是要追求全面成功的，但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他追求全面成功，最终就会丧失一些东西。如果他今天要市场，要得奖，要电影局通过，他就只能拍《我的父亲母亲》，或者现在的《幸福时光》。我相信《幸福时光》不会超过《我的父亲母亲》，应该是差不多的。
记：你也亲自执导过影片，当时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王：我是玩票，我纯粹是玩，我不是很严肃的。所以我也不认为我的片子拍得好，我那时没太把电影电视当回事，就是瞎玩。我觉得那些从业人员游戏感比较强，因为那就是一个团体协作的集体游戏，实际上你个人的意志很难贯彻到里面，所以我一直不认为电影是特别严肃和纯粹的艺术形式。当然我现在不这么看，我认为独立的小成本的地下电影就可以做到那么纯粹。但是我拍我的电影时是没那么纯粹的，当时也是为了能通过，也是为了打市场，那期间你会做很多妥协，你可能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很好的动机，但是你会去掩盖它，扭曲它。我不相信张艺谋真觉得《我的父亲母亲》是他最好的作品，真如此的话我觉得他就太无可救药了。真的是什么都有！你怎么能说它有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一份执著的爱，那种东西用得着那么表达吗？表达出来又有多大意义呀？关于人性本身，关于人的心灵深处有大量的我们尚未发现或不敢正视的东西，这些都是艺术需要关注的东西。要么你就不要标榜你这是艺术电影，那倒也无所谓了。
记：那你认为他好的地方在哪儿呢？你不是说他还有可取的地方吗？
王：我什么时候说他有可取的地方了？我只是说他过去还有点儿艺术精神。他早期的艺术探索是邯郸学步，后面就是东施效颦了，他亦步亦趋的坚持追求一种艺术高度，就是他自己说的“一种大气、一种深度、一种思想性”，我觉得起码这种精神是可取的。
记：现在冯小刚、张艺谋、张元这些人，不都缴械投降了吗？反过来说，如都去拍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电影，那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化损失呢？
王：现在不就是吗？中国老百姓得到什么了？他们看那些电影怎么了？而且你这里也别混为一谈，张元、冯小刚、张艺谋这三个人完全不一样。冯小刚应该去拍一些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虽然他的电影是否营利是一个可疑的事，他的电影无非就是平本，从来没盈过利，只挣到很少的钱，可能还没张艺谋挣的钱多呢，所以市场贡献奖给了张艺谋。张元跟他们又不一样。你也不用拿老百姓的损失来说话，老百姓的损失是注定的，而且我觉得老百姓也不需要这种东西。中国需要有一批导演，像冯小刚、陈国星，包括冯小宁，他们都能拍很好的商业电影，他们也不应该贬视商业电影。
记：那有些导演将那些歇斯底里的或是政治意念的东西强加进来，这样的东西不是更应该批判吗？
王：那个没法批判，那是直接要和政府面对的。其实你以为我那么关心他们呐？我根本就不那么关心他们，咱们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我绝对无意为中国电影讨一个公道、作一个价值批判，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作为一个观众，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谁赶上了我就说谁。至于说他们是死是活，他们该怎么做，跟我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我也完全不关心。
记：现在我听到两种意见，有人说“朔大爷”说的话挺好，挺解气的；也有的人说“朔大爷”在搅混水，弄得人们不辩真假了。你怎么看？
王：我觉得我是在搅混水。我自认为我就是起哄，我第一没能力，第二没兴趣做一些严肃的文化建设、理论建设，我没这个能力。
记：那你的网站不是在严肃的做吗？
王：我们是一些介绍、推介，并不是说标榜什么、推崇什么、或反对什么，没有这些态度。网站就是工具、平台，特色让它们自然形成。做为我个人，我也没这个能力给大伙定调子、指方向，我也不那么想。我纯粹是起哄，安静太久了我会出来起个哄，然后转身就走。
记：那你想没想过，意没意识到，你本身已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一场革命？
王：也许是一场灾难呢。
记：是一场灾难也好，是一场革命也好，你是不是要负点责任呢？
王：我有能力我就负责，但我认为我没能力。
记：那么当某些文化现象出现了，或者有偏差了，你是不是有责任稍微指点一下儿，让人更清楚一点呢？
王：我不能。我自己的创作我知道，我就忠实于我自己。别人的创作我不熟，我还自认为我是一个作者，对别人的创作只是偶尔说几句闲话而已。别人的创作对与否，走得多远，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全凭他们自己的造化。你晕在里头你就活该了，谁老跟你说这些烂七八糟的话呀，我怎么那么吃饱了撑的呀？我比较关心我自己的创作，我希望我自己的创作更个人，最终能够对得起我自己。
记：你自己的创作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王：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我在这么多年的创作中，说了太多的假话，做了太多不要脸的事，媚了太多的俗。那时候我年轻，我要生活，要生活得比别人好，起码不比别人差，我有情可原，我自己原谅我自己了。但是我今年40多岁了，我不想活得太长，现在怎么也要拿出十年八年的豁出去活一把，就只对自己负责。
记：年轻时是不是还带有一种名利的东西？
王：是，很强的功利性。那个时候其实追求的就是社会成就、社会认可……
记：还想要博得姑娘的欢心？
王：那当然，那是顺理成章的。
记：现在还有这种心态吗？
王：没有太多了，现在这种东西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然我也认为现在的人更重视爱情，更重视个人的魅力。但也有许多趋炎附势的姑娘或男人，但是我好像和这些人没关系。
记：像你的《一声叹息》那样的剧本，其中有许多的生活经验，你自己是否有过那样的体验呢？
王：《一声叹息》有什么呢？我觉得它完全是个失败之作。就是可能对人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一件事，或者说能毁灭人性的事情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浮浅的把这个事展览一番，在可能造成社会热点的问题上点了一点，就是这么简单。
记：那你自己有过惊天动地的爱情吗？你认真对待爱情吗？
王：我原来不认真，不相信有爱情。我现在逐渐的相信也许有。
记：你的爱情观是怎样的？
王：当然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伟大的爱情，不是仅仅的鱼水之欢。
记：现在有了吗？
王：这个我现在不想回答。但既然我相信这个，那我就认为它有过。
记：当时我采访陈凯歌，你看后说很欣赏，你是不是说我还是问到了他这些点上。
王：我觉得你是盯着陈凯歌的创作观上问。我相信陈凯歌不是我们大家认为的那种好大喜功、追求一种不着边际的深刻思想、甚至自己根本不具备追求思想的能力却在追求思想，有些人是这么讲他的，其实对于他自己别人是永远无法了解的。比如他创作的成败与否，他自己的判断，我也不相信他说的完全是实话，我只是觉得你跟他说话有一种坦率的态度。关于他的生活问题，关于他在生活中有没有爱情等等，我也不感兴趣。我觉得他是个很自负的人，我甚至怀疑他已经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完固的体系。
记：你是否也是一个很自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