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阵的严寒，身边的几个同事感叹今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小时候都没有遇过这么冷的时候。但感觉其实是不准确的，从生理上讲，儿童比成人的体温高，从感觉上是不怕冷的，但随着岁月的增长，人就越来越怕冷了。

因此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冷，要看气象数据来定，作为我们这一辈熟悉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童年的确是遭遇了20世纪50-70年代的低温冷害年，长达20多年的气温下降使科学界预测地球将进入一个小冰河期，当时的气象学家们还专门聚会于美国布朗大学讨论此事，会议的两位发起者甚至还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信发出警报。

不过对于这种国际上的主流观点，也不乏反对者，如中国最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就斥之为“杞人忧天”，在他看来，地球年平均气温在1℃上下的变迁，过去5000年中极为普通，算不了地球变冷的证据。可以想象，如果竺可桢活到现在，就会认为现在的平均气温升高1℃的变化，也同样算不了地球变热的证据。

竺可桢最著名研究就是物候学，从历史典籍中对植物、动物行为的记述来推断气温的变化，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中国公元前3000年到20世纪70年代的气温变化，而在西方对气候的观测仅限于最近200年，具有160年历史的气候观测站仅有50个，90％集中在西欧，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幅员的广阔不可同日而语。

据竺可桢研究表明，我国近5000年来共经历了四个冷暖变化时期：在公元前3000年的夏商时期，是中国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温暖时期，出土于河南安阳的甲骨文，多次出现“象”字，并有古人猎象的记载。同时在1973年1月在甘肃合水县板桥乡穆旗村的马莲河畔也发现了一具大象化石，因其挖掘于黄河流域，故取名“黄河古象”。

因为当时的象都是野生的，能在自然环境过冬，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远远超过今天亚洲象的生存北界。于是，学者们据此推测，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温度较现在高2℃至3℃，比现在科学家预测的地球变暖的程度还要高至少一倍。

另外在安阳殷墟中也出土了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还有上海出土的植物孢子也证明了3000多年前的上海曾覆盖着茂密的阔叶植物，比现在更温暖。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骸、春秋战国时竹子的分布、西汉时柑橘等植物的北界，都能说明类似的问题。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气温这么高的时候，华夏大地上的人们生活得似乎还过得去，大禹治水时代蔓延九州的大洪水，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寒冷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50年，因正值西周时期，所以习惯上也称为西周寒冷期。

接着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也就是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末年的700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也是中国文化奠基的春秋战国时期和统一的秦汉王朝建立的时候。而从公元初年开始的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这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原来的中原政权和人民开始南迁，长江流域开始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了。

至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原因，除了各种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北方的气温降低，导致北方草原的生产力下降，无法维持游牧民族的生活，为了生存只能南侵。事实上中国的长城一线，虽然是沿山河等地理形势建筑的，但也是400毫米等降水线，在这一线外年降雨量急剧下降，因此长城一线也就成了中国天然的游牧和农耕区分界线。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称为唐宋温暖期。随后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特别是12世纪初的气候急剧转冷，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仿佛搞接力赛般的一个接着一个向南进攻，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族中央王朝—大元。

在最近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黄河流域所受的旱灾也比其他时期多而且重，特别是在1629-1643年间，竟发生了连续14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人民相食，亘古罕见。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大明朝始终是内忧外患不断，最后在李自成和多尔衮的合力下灭亡。

总的看来，在中国历史上，温度高时不是问题，反而温度低时，因空气中水汽量减少，时常导致大规模的干旱，且植物在低温时生长减慢，粮食生产减少而有发生毁灭性的灾难的可能。商周、两汉和唐宋时期气温比现在高得多，却是华夏文明的奠基期、发展期和成熟期，而元明清以来，气温的下降造成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成为了中原文明的紧箍咒。

追古抚今，对于当前国际上流行的温室效应造成地球变暖，国人切切要冷思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