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日文版序

       我参加撰写的《中国不高兴》将以日文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此书第一次以中文以外的文字与外国读者见面，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更好的机会与外国读者交流。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显然不是一本能够让外国读者看了很高兴的书。它值得外国读者一读的地方在于这本书以中国近几十年来非常少见的坦诚表达出我们这个民族，至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所一直持有的要让中国恢复其在历史长河中所恒常占据的那种世界领导者的地位的执着信念。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这种信念在中国的主流声音中消失了。这种消失，你可以说是“韬光养晦”，然而，年长日久，中国的主流精英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民族所一直持有的这种信念、这种使命。他们自己变得猥琐不堪，把中国定位到一个猥琐不堪的地位上，期待所有中国人都与他们一样猥琐不堪。如果有人重提中国要做一个伟大国家的“大目标”，他们就很不高兴，群起围剿，就如我们这本书出版后他们所做的那样。对于中国主流声音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当然也很不高兴。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俾使我们的民族永远不忘记自己的天命。

       我们这本书首先是写给中国人自己看的。我们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缺陷，这本书也不例外。所以，不像有些批评者所声称的那样，它“只敢骂外国人，不敢批评中国自身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本书用了更大的篇幅来严厉批判中国自身的问题，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要实现书中所说的“大目标”，首先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纠正自身的缺陷。当然，我们在这本书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了国际关系，谈到了我们为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所设定的位置。在谈论上述两个方面的时候，我们都采用了非常坦率和尖锐的方式，这使得此书能够传达出极为丰富的信息。我认为，日本读者会对上述两个方面都感兴趣的。

       如前所述，我们的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中国体现在传统媒体上、大学讲堂上的主流声音大为不同。外国读者也许会更乐于阅读那些意在讨好他们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所撰写的书籍。问题是，那些书籍所传递给这个世界的是虚假的信息。这本书在出版后的头一个月便加印到52万册，而盗版随处可见，数字想必也是非常庞大。这个销量当然反映出这本书确实为中国相当多的公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有能够说出来的话。《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宋晓军先生曾以讽刺的口吻说：撰写那种取悦外国人的书籍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我们的“卧底”，他们所散布的那些虚假信息，实际上帮助我们掩盖了真实的战略意图。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我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坦诚的交流比虚假的取悦更能防范不必要的冲突，因为恰恰是后者往往会导致各方对于实际情况的误判，从而使虚假的和睦一发而变成不可收拾的激烈对抗。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书更有利于这个世界和睦相处，它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让这个世界有可能基于真实的信息做出它的抉择：包容这样一个中国，还是不包容。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曾经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习过的留学生，我十分尊敬日本人民。我写在此书中的经济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导师的教诲和日本令人赞叹的现代化实践。当然，日本人在思想上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其他民族的启示还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当十九世纪西方文明横扫世界之时，日本是西方文明之外的学习现代化的唯一优等生。它的思想和实践帮助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各民族的觉醒，这一点我并没有忘记。然而，由于日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当时确实处于其最为孱弱的时期的大国的潜在能力的误判，日本陷入了对华战争的泥潭，而这种陷入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她陷入更大范围的太平洋战争，从而最终惨败。在有历史记载的数千年中，日本一直是在中国的荫庇之下存在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日本唯一一次能够超越中国的战略机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意味着日本丧失了数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虽然日本在败战后的经济重建中的表现之优秀，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绝无仅有，但是，今后非西方世界中能够站到世界舞台最中心位置的，恐怕只能是中国了。我以为，像日本人这样聪明的一个民族，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必能做出她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