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大铁门在我身后当的一声关上了，我感觉到阳光有点刺眼。

拎着这简单的行李，我默默地注视着前方。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绿油油的麦苗随着微风起伏着。眼前宽阔的行车道依然空无一人，妈妈说要来接我的。我等待着，等待着，这样的等待让我焦急，让我烦躁；这样等待的感觉以前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依稀中记得，这样等待的感觉曾经把我推向绝望的空间。

近了，近了，熟悉的身影从麦田里现了出来，是的，是妈妈，妈妈终于来了。我似乎感觉到眼眶有点湿。在这里呆了三年了。三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妈妈总是从南方家乡的那个小村辗转千里来看我。今天我终于出来了，我知道妈妈一定会来的，刚才那等待的失望是多余的。

妈妈步履有点蹒跚，但苍老的脸上因为我的出狱终于有了一点笑容，“东子，今天坐车有点不顺，来晚了，等急了吧？”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下来了，哽咽着说：“妈，我出来了！”

此时此刻，面对慈祥的母亲，我只有深深的内疚，三年来，妈妈为我耗干了所有的心血。在狱中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常常被害我的那些人的狰狞面目所刺痛，更为妈妈的愁容而不安。今天我出来了，我想妈妈终于有一点安慰了吧。

我随着妈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走进村口，我不敢正视以前熟悉的老老少少。我耳边似乎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议论着说我就是那个刚出狱的劳改犯。我知道其实这样的话语三年来也许身在狱外的妈妈比我承受得更多。

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离我远远的，我只想赶紧跑回家去，逃避这些异样目光的逼视。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妈妈，她依然神态自若，也许三年来这样的风言风语使她变得更加坚强了。

村长魁梧的身影远远地过来了，我不敢看他，但我感觉到他那犀利而有神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给我压力，让我生畏。这样的目光只有在我年幼的时候偷了生产队果园的苹果时，村长才这样地看过我。

村长终于说话了，“东子，以前就过去了，好好干吧！”我心里有点酸，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是如此容易感动。尽管若干年前在我考上大学去北京之前，村长也曾经用类似的话语、类似的语气鼓励过我，但那时踌躇满志的我不会想到今天我听到村长同样的话语会如此感动。

但我终究要感谢村长，当年他满怀希望地送我出去，今天我犯错了，他依然是如此的宽恕我。我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我终于知道世上只有自己的亲人才会关心自己，从不会欺骗自己。

静静的小村，勤劳的人民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回家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依旧无所事事，尽管我知道我要忘记过去的一切，去重新开始一段生活，但是现实还是一次次地将我带入痛苦。

这段时间，妈妈到处托人帮我找工作，可是人家一听说是坐过牢的，都摇摇头。妈妈无奈地对我说：“东子，你现在可不象以前了，也许体面的活咱们找不到了。”其实这个问题在出狱以前我早就想过了，我不可能靠体弱的爸爸和年迈的妈妈来养活我，我必须靠自己的双手来吃饭。

我不会务农，我也没有象村里许多人一样有一门编竹器的手艺，我唯一所引以为豪并给我带来许多财富的就是我在大学里学的财务管理知识和后来拿到的一张注册会计师证书。

可对于一个因为经济问题坐过牢的人来说，这些如同废纸一堆。谁也不会傻到让一个因为挪用公款而锒铛入狱的人来掌管他们的财富。

于是，那缠绕了我几年的念头终于复苏了，我知道这样做不但前途未卜，而且是苦难重重，尤其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依然要妈妈为我牵肠挂肚。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庸庸碌碌地过一辈子，也不甘心让那些害我的人心安理得地生活着，我要回北京，去找回我失去的东西。

在某一天的下午，我平静地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去北京。”

妈妈十分惊鄂我的决定，“你去干什么？”

“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我不管干什么，总比闲在家里好。”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东子，这几年你太不让妈省心了，你就安顿点在家呆着吧。妈托人给你找个好工作，不要再折腾了。”

我听到这儿，心里一酸，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妈妈。我双膝跪地，“妈，孩儿不孝，就算今世不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来世也会加倍偿还。”

妈妈沉默了，许久才抬起头来，“东子，我知道你心里很冤，如果让你去北京，妈又要为你担惊受怕，可要是不让你去，这下辈子你过得也不会踏实。不过，你要想清楚了，还去找她吗？”

“我会去找她的，要问清楚一些事情。”

“有些事情不要勉强，咱们斗不过人家的……”

在妈妈的絮絮叨叨之中，我已经开始准备行装了。

妈妈所说的她，叫梅玫。曾经是我的未婚妻。

梅玫是我的大学同学，家住北京。大一那年我们一起参加了文学社；大二那年我们一起去春游；大三那年她成了我的女朋友。

“如果千百年来的爱情故事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那么世上就没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痴情男女。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够终成眷属，那么上天也不会让他们变成了蝴蝶才走到一起。”这是梅玫和我在大三那年看完吴奇隆和杨采妮演的那部《梁祝》后跟我说的。

没想到若干年以后，在我入狱后，她来看我时却这样告诉我：“我们不是梁祝，我们即使变成蝴蝶也走不到一起……”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几千年前的梁祝尚且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何况我呢？

妈妈已经在默默地为我整理行装。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了那年的夏天妈妈送我上大学。家里人都充满希望把我送上了北上的列车。爸爸妈妈期盼的眼神分明告诉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列车载着我的梦想、我的踌躇满志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来到了北京西北的那所著名高校，那时的我开始了另一个梦。

如今，我背着行囊又一次站在了北京站人流汹涌的广场上。这个城市，显得既熟悉，又陌生。

从学生时代对这个城市的陌生、新奇到曾经为在这个城市而感到自傲和不屑一顾。如今，自己虽然已不是阶下囚，但春风得意早已成为过去，现在自己孑然一身来到北京，和眼前那些背负着沉重麻袋的打工者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我手里捏着一把以前同学、朋友的名片，三年了不知道他们的电话、地址变了没有，更何况对于我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打工者他们会采取什么态度。

但我首先拨的还是梅玫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保姆，“梅小姐不在家，去外地旅游了。”

我怅然所失，呆呆地站在北京站的广场上。其实我来北京，最大的心愿还是想见一见梅玫，不管三年前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最后一次在狱中和她分别的时候，她的眼睛分明流露出内疚和留恋。我想问她这是为什么，出狱以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找到她问问为什么，问问三年来她在干什么。

梅玫不在北京，我顿时失去了方向。

突然，我的肩上被人拍了一下，“东子，是你吗？”

我回头一看，“老祥，真是你啊！”

“走，去我那儿吧。”

“你是来接我的吗？”

“是你妈打电话给我，才知道你跑北京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