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遭遇出道以来最大的耻辱，或曰滑铁路。本来是锦上添花给在北京大学上演的昆曲表演增加点光彩，不料想正当她兴高采烈又要摆出百家讲坛的架势，教化大众娱乐观众的时候，台下的一干人等却不买账，喊出了“下去”的倒彩。关于台下人起哄的人是何方人士，都喊了些什么，关键是有没有喊出“滚”的字样，现在似乎也不那么明朗，有的人说有的，有的人信誓旦旦说乌有，说乌有的人而且非常肯定地说，这些人绝对不是北大的人，他们坐的位置不是北大学生的票，这样的行为也不是北大人能够干得出来的。对于丹教授此番在北大的尴尬，网上众说纷纭，幸灾乐祸的，愤愤不平的，痛心疾首的，各种说法都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巴不得闹出点更出格的事情来，比如扔鞋子，扔臭鸡蛋之类的。愤愤不平的人大都是都于丹教授的拥趸，见不得偶像被啐，出来维护心目中的神圣。而痛心疾首的人认为此事发生在北大，发生在对待昆曲这样国粹之上，可见得一些人文化沉沦，精神堕落，也可见得眼下的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到了危急时刻，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必须有重建精神家园的紧迫感和信心，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云云。

于丹北大被哄，的确是个带有方向性的事件，于丹这样的名师，昆曲这样的国粹，北大这样的殿堂，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个典型的案例。虽然不像上述观点那么隆重，深刻到那样的程度，但是，绝对的值得深思。

于丹老师首先需要反思。于丹老师是位国学功底深刻的大学教授，讲课技巧高超，加上央视的推动，于丹教授得到眼下的成就，有如此的知名度也不算徒有虚名。要弘扬国学，要中华优秀文化家园，的确需要于丹教授这样的急先锋，需要这样的标杆性人物。人们可以先认识于老师，再认识传统优秀文化，先喜欢美丽的于老师，再喜欢中华文化的精髓。文化是需要传播的，传播是需要载体的，于丹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或者说于丹老师自己也必须清醒，载体毕竟是载体，载体再重要，再美丽，也不能代替被承载的内容。也就是说，弘扬国学需要包装有美丽的外形，但是，说到底还是得依靠内容，依靠国学本身来展示魅力，要让国学通过于丹老师的包装，真正地灌注到，深入到喜欢国学的人的心底里。不能让美丽的于丹老师截流了国学精华，那就变成了十足的买椟还珠了。

这样的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赞成。反正我是觉得，听完于丹教授的课，她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或者说模糊不清了，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她讲课时可人的笑意，优雅的仪容，还有娓娓动听的好声音。这应该不是什么好事，至少对一位教师来说，这是不成功的教例。

我没有看到于丹老师当晚说话时的视频，所以一定要说于老师就是因为过分注意了自己的外形导致了观众们的不满，这话我也说不来，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据说当晚美丽的于教授穿着短裙，黑色丝袜就上去了，这样的打扮与当晚演出的气氛不甚吻合，由此可能引起部分观众的不满。如果这个细节成立的话，倒是很好地注解了我前面的观点，正是因为于丹教授过分地注重的形式的美，可能导致了自己的尴尬结果。这样的情景之下，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就好像她自己后来说明的那样，仅仅是想鞠个躬—她都必然会遭到观众的唾弃。从这个角度说，于老师是吞下的是自己种的苦果。

于老师必须要好好回味下这枚苦果。

其次，对观众来说，也需要反思。我非常赞成有位著名学者对此事的评价，过分地追捧一个人和过分地抨击一个都是错误的认识和做法。这也就是以往我们常说的捧杀和棒杀。喜欢一个人，过分痴迷，不论他或者她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成立的，都一律拥护，不但拥护赞成而且极力襄助，明知道不对也无条件地同意。这样的非理性做法显然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对被捧的人来说，也是没有好处的。

与之相对应的，所谓棒杀就是凡是他或者她的所有言行都一律不分青红皂白都加以反对。在于丹老师的事例中，于丹老师做了什么让他们感觉到那么不爽？那么非要她下不来台不可呢？其实没有，即便在穿着上有那么些不得体，那么点不合时宜，但终归来说不是原则性的，不是方向性的大错误，够不上被哄，被赶下台的程度。作为公众人物的确要为自己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负责，做了错事就必须也只能承担相应的后果，但是，此事显然是被放大了，那些起哄的人，或许是出于维护昆曲的纯洁，为了维护国粹的荣耀，但是于丹教授在那个晚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她完全没有在做相反的亵渎中华文化瑰宝的事情。从于丹教授以往的经历看，她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相反，她的的确确作了很多传播昆曲文化的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起哄的人可能是出于对某些人亵渎，糟蹋昆曲的不满，但是，他们显然选错的对象，误伤了好人—对昆曲情有独钟的于丹教授。

从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弘扬国学的难度。不仅仅是那些对国学不以为然的人，对国学嗤之以鼻的人会做出损害国学，践踏国学的事情，那些看起来痴迷国学，青睐国学的人，也有可能因为溺爱，错爱，盲目的爱造成对国学的伤害。虽然两者动机截然相反，但是某些后果却是类似，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