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天之后，金华市副市长朱福林被双规的新闻终于见诸于媒体。而且，这样的消息也不是官方的正式发布，而是所谓的民间渠道，所谓的坊间流传。如今的舆论环境就是这样，有时候事件被传得沸沸扬扬了，几乎家喻户晓了，可是，传统的媒体上，主流的媒体上，见不到一星半点的消息。传媒的这种生态环境究竟是福是祸，有利有弊，或许在近期，在当下并不能真正见到效果，在百姓和民间来说，这是个悲剧，而在官方或者主管部门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从理念上说，阳光政务，一切的权力都必须在阳光下运行，都必须在百姓的监督下行使。同理，既然是着力反腐，清除党内政府官员中的腐败行为，那是一件得民心，正本清源的好事，可为何那么遮遮掩掩，欲说还羞呢？有时候我真的为相关的那些部门和官员们喊累，一天到位要监控什么舆情，一天到晚忙着救火堵漏，或下命令，或者打招呼，或强行封锁网址ID，或是攻关、求援协调关系。看着他们忙忙碌碌，身心俱疲的模样，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是不是可以不要把口袋扎得那么紧，事实上，扎得紧封得严，最后不还是撕开口子突破了封锁了吗？按照正面宣传要求，这样的反腐败决心和行动其实本来是很好的一次树立正面形象的好事和好机会。如此小心翼翼，反倒是让人摸不透，或者心生疑窦，难道是怕打老虎打错了？难道是投鼠忌器？难道是怕玷污了纯正光辉的形象？有时候，这都是人的一厢情愿，杯弓蛇影而已，真的放开了，按照传播学的规律来办事，事情可能不会那么糟糕，不至于失控，要相信自己的控制力和执行力，要相信大众的觉悟和水平。

好了，说了那么多关于消息披露和舆情管理方面的题外话，还是回归到朱福林事件本身吧。

我没有直接采访过这位副市长大人，对他也不熟悉。但是，朱福林在当地还是响当当的，被认为是非常强势和有魄力，有能力的人。就他担任职务的岗位和分管的工作来说，也都非常重要的和有份量的。比如政府的土管部门，这是他呆着比较长的部门。后来担任过县级市的书记，被选为副市长后分管建设局、规划局、环保局、旅游局、国土资源局等工作。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岗位很重要，也就面临着很大的从政风险。相比较杭州温州宁波那样的地区，金华属于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市，这些年发展突飞猛进，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是土地财政，政府需要从土地的交易中获得更多的财力。而由于土地交易中政策的界限并不明确，法规不健全，其中有很多模糊的地带，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这就埋下了种种隐患，为贪腐滋生出优质的土壤。一块土地从征收到挂牌出让，最后带成交交付开发，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不同的变数。虽然从明面上，整个程序非常规范，非常严谨，但是只要是业内人士，经营多年之后，完全清楚其中有哪些命门，有哪些可以操作的余地，自然，也非常清楚该如何运作，既保证明面上符合规范，又可以完全让当事人如愿以偿。而这一切，作为纲举目张的总纲，自然全部掌握在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最高官员手中，他是总开关，一言九鼎。如果他要办成一件事，属意谁获得某块土地得到好处，那么，整个流程看似还是完全依照既定程序再走，但是导向却早已确定，最后归宿也就明白无误。当事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土地项目，最高首长得到了相匹配的报酬，相关环节上把关人操作人也都分别得到好处和实惠，自然这也是论功行赏，丰俭不匀的。

很多情况下，这条利益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皆大欢喜，最后坏处全落在国家利益上，受损的还有百姓的利益。比如是拿土地开发房地产的，因为要除去各种暗箱操作的成本，要获得最大的利润，只有抓两头：要么土地本身的原价降低—这是慷国家之慨，要么提高商品房价—羊毛出在羊身上，水涨船高，房价高企，百姓遭殃。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分管这方面事物的领导都属于肥缺—这话听上去很别扭，但是事实，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岗位，百姓多有怨怼。

金华从1997年出了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国梁的受贿案以来，副市级官员犯案的事情好像就没有发生过。期间虽然有2007年原市委书记后任省药监局局长的郑尚金、2006年原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后任浙江长广(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书记、董事长的卢福禄受贿案，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在离开金华之后东窗事发的，郑尚金案子的犯罪事实基本上在省药监局，卢福禄案虽然都是在金华犯下的事儿，但因为不是在金华被抓，人们就有了金华这么多年好像都没出高层贪腐案子的感觉。朱福林出事，让金华人再一次清晰地认识到政治腐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看到了党和政府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