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山西忻州出现了假记者村，一些社会无业青年冒充记者敲诈煤矿。今年2月18日，山西省原平县长梁沟镇炸毁“黑口子”的一声炮响，旁边的大三沟矿死了人。令人吃惊的是，在死伤者中，不少是“记者”。据侦办民警透露，被炸的“黑口子”，矿主叫薛小峰，是原平大牛店镇神山二村人，曾在《山西市场×报》忻州记者站工作过，后仍以“记者”身份活动，现已在逃。而大三沟“黑口子”盗采者5死3伤，其中亦有人拥有记者身份。在太原市中心医院内科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另一名“记者”王贵元。他是大三沟“黑口子”老板的哥哥，也是事故中的受伤者之一。王一听我们是来采访的，第一句话是“咱们是同行，我是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的”。而他的一张名片，显示其为《山西日报-能源周刊》编辑部、记群部主编助理。谈到“采访业务”，王贵元摇头慨叹：“现在的少数记者不自重，到了矿上三百也收，五百也收，坏了行情。”

王贵元所说的行情，说出来有点触目惊心，凭借假记者的身份掩护，把敲诈作为致富之道，而且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一种行业，这还真的属于生财有道。山西的假记者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路上和矿上，也是典型的靠山吃山。敲诈的通常情况是，一行两三个“记者”来到矿上，指出老板在“违法生产”，并出示“证件”，对违法行为予以“痛斥”。老板要先诉苦，然后约过领头的人，给“车马费”予以打发。

让那些黑煤矿老板费思忖的是，到底给多少，怎么给。不给肯定不行，风险很大，万一真得给捅出去揭了黑幕，那就全玩完。不过说给也没有那么简单。给得少了不行，打发不走；给得多了也不行，会有更多“同行”马上闻风而来。给得爽快，来的人会更多，而磨缠太长不行，有的“记者”会掉头就走，直奔政府，政府再责令黑老板处理，钱会花得更多。原本的普遍行情在1000元左右，但随着“记者”的增加，已经跌落到三五百元左右。这就是前面说到的王贵元所说的坏了行情，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种现象的存在乃至愈演愈烈，出现了恶性循环。一方面无业青年纷纷当“记者”，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的令狐庄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而且他们中还有林立的帮派，所谓的牛贩子帮—原先是贩牛的，花圈帮—原先是做花圈为生，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记者，而且是有着吓人头衔或者招牌的记者：“中国法律权益保护新闻调查中心《法制信息视点》编辑部编委会委员、处级调研员”，要“为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提供最新最准最实用的决策信息”。另一方面，一些黑矿的老板在被敲诈几次此了哑巴亏之后学乖了，他们也想方设法弄到“记者”身份。有事没事可以敲诈别人，又可以防止自己被敲诈，一举两得。当地的镇干部叫苦，“XXX的煤矿是记者开的，谁敢惹”。

面对假记者盛行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业内人士指出，关键是两条，一是山西等地因为黑煤矿的存在，这些吃人的煤矿既是高回报高收入的行业，所谓一本万利，煤老板已经成了中国一个特殊的富豪群体。同时这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因为掠夺式的挖掘，因为相应安全设备投入的简陋甚至缺乏，导致事故矿难频仍。黑矿主们为了掩盖真相继续采掘需要制止消息曝光，这样的一种纠结，催生了假记者的行业。如果有朝一日每个煤矿都能够安全第一，都能够切实履行各种规范，切实保障矿工们的生命安全，那么，还需要担心什么被曝光呢？到那个时候，自然假记者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也就没有滋生的环境。

二是就目前而言，新闻采访无法可依，记者作为一种职业缺乏行业的法律规范，导致一些道德沦丧的人乘机钻了空子。如果将来的某一天，新闻采访法律出台，记者们的行为有了严格的规范，那么，也不可能出现假记者这样的行业。怎么采访，怎么见报播出都有严格规范，都有法可依，也就不会出现为了赚钱写报道，拿着新闻稿要挟的情况。如果情况属实，报道没有失实，那么怎么做工作，拿多少钱也不能阻止公开刊播，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记者也一样，做好新闻报道是职业行为，职业规范要求据实报道不得弄虚作假，更不能以此巧取豪夺，敛财赚钱。记者行业有比较高的准入门槛，专业的技巧和高尚的从业道德，如果违反了规范他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大到他不承受不起。当然也不能排除还会出现假记者，但是那只能是个别现象，属害群之马。只可惜，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还只能是预期，只能愿望。

山西出现假记者村的现象让我们警醒，一方面也儆戒我们这些所谓的真记者，要对得起记者的职业，要有更高地专业技能，要有更完备的职业良知，另一方面，我们也呼吁，更快地出台相关的新闻法，规范行为，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