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西丰县委书记 

最近一则关于辽宁西丰县警方进京拘拿记者的新闻炒得热火。2008年1月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一篇名为《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3天后，西丰县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要求拘传记者朱文娜。

这事情的确动静不小。不过倒不是曝光引起了轰动，而是这个县官老爷治下的公安局长进京拘传记者的事情。说实话，要是没有进京抓记者的举动，这个县委书记何许人，做了什么事情还真的无人知晓，相信除了他自己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兴趣非得知道不可，可是这样一来，倒是吊起了人们的胃口，想了解他事迹的欲望陡然上升。如果这位县委书记想就此出名，吸引人们眼球的话，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效显著的创意。

只不过明眼人说了，这下子这个书记怕是会惹一些麻烦。首先该县公安局政法委带人进京抓人一事是不是合法？县委书记到底知不知情。按照法律专家的说法，诽谤罪属于自诉罪，应由本人提出，但西丰县委书记接受采访时竟表示他并不知情，不知道西丰公安部门依据什么立案。如果这位县委书记说的是实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案件还没有条件立案。既然没有立案警方就带着文书和拘传文书抓人，这显然超越了法律许可的范围了。这里，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县委书记面对记者的采访说了假话，他是知情的，不但知情而且还报案了，这样拘人的法律手续就完备了；二是县委书记说的是实话，他的确不知情，而是县公安局政法委执法犯法，或者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当然，按照一般的推理，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小，公安局政法委毕竟是专业部门，不可能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没有县太爷的点头首肯，手下办差的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可能迫于压力不得不为，或者有人想为县委书记出出气打抱不平，但是他们也应该会想到，不要帮倒忙，不要好心办坏事，本来是为县委书记出头，谁知到最后竟然害了敬爱的县委书记。

其次，我们再设想一下，要是县委书记看到文章，盛怒之下，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说有人诽谤我，你们怎么办？于是县衙两厢衙役们闻风出动，高举令旗威风凛凛地杀进京城拿人。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做不出来，联想到前不久披露的县长下令拘留追着他签字的学校校长，类似的事情还真的不是第一次听闻。

这县太爷们的权利可是够大的，也是够狠的。以前老百姓有一句话，县太爷是土霸王，上面的好经到了下面就被他们念歪了。当然，这样的话是针对某一些特殊的情况说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县官们都是敬业勤业忠于职守对不得起自己这份工作的。问题是毕竟有很少一部分这样的昏官，庸官，恶官。他们虽然人数极少，但是影响极坏。即便不是这样极端的坏，只坏了一点点，对他们来说也许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但是对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情，县官们随意的一个小小举动就会使得百姓的天都塌了的。

话扯远了，还是说县委书记维权的事情吧。县委书记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尊严，要是被诽谤了，也可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正因为他是县委书记，他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如此这般动用公安部门拘人好像是在为自己出气，很有点一个家庭父亲被别人打了，自己的儿子要冲出去报复一样，很没有风度。

说到风度，该说说有关的部门和个人如何面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大题目。本案中，也许现在来下结论说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及记者朱文娜没有错误，朱文娜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的事实清楚，行文遣词也完全准确还为时过早，因为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朱文娜记者毕竟没有直接采访到县委书记本人，留了电话，没有回音就发了稿子，这样的做法似乎欠妥。尽管她自己说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占有相当详尽的事实，但是这还是不能弥补没有直接和当事人面对面的缺憾。作为批评性的报道，不能因为怕说情的太多时间长了挡不住稿子被枪毙了所以就早早签发了。对记者来说不能授人以柄，要保持新闻的绝对真实。对被批评单位和个人来说也是认真负责任的诚恳态度，不草率不负气。显然，《法人》杂志和朱文娜在这件事情还可以做的更好。当然，如果朱文娜在采访中轻信了一方的说法，甚至有某些利益的驱动，那样的话又另当别论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县委书记对待媒体舆论监督所采取的做法是正确的。不说别的，就说政治家得有些雅量，政治家要有风度气度，风度气度就来自雅量。面对不同声音甚至批评完全可以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的不好听一点，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几句坏话天也塌不下来的，只要自己行端影正，怕什么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