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风的独特内涵(7)

http://s16/mw690/001wY1DMgy6LkZ1hqEf8f&690

曾氏家风形成的哲学基础

从曾氏家风的独特内涵可以看出，曾国藩培育的家风有一个核心概念：气。无论是生动之气，还是收敛之气，也不管是要去除官气，还是要培养倔强之气，都表明曾国藩培育家风有其深厚的哲学渊源。这里的哲学渊源恰恰吻合了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理学大师的身份。

如众方家之论，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直接渊源于程朱理学，尤其是他对性命关系、理气关系的认识，对于曾国藩家风的培育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则又是曾国藩的乡贤前辈，因而，他的理学思想更多的直承周敦颐。

如他对周敦颐以《周易》解释宇宙生成以及万物化生思想的发挥，并结合张载的气化理论，阐述了天、地、人三才合一和天人不二的理念，为仁义、刑政从天地宇宙中寻找本质依据，即是明显的例证：“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而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14］理学家的本体论和性论，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论证和发现宇宙万物和人性的自然意义，而是为了沟通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系，使儒家的道德践履获得天道或本体的支撑，从而打通人的存有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关系。

仁而育物，义以正物，正是曾国藩培育家风的两大支柱。何谓物？曾国藩认为，天下皆物也。那么，家庭自然亦在物之列。仁和义则是二气。以气育物，以气正物，就成为曾国藩育正家风的理论基础。故而曾国藩指出，“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15］

曾国藩的“气论”，又植根于他的性命理论，因而得出理气相丽的结论。

“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专动直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翕动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是故其在人也，絪緼化醇，必无以解乎造物之吹嘘。真与精相凝，而性即寓于肢体之中。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16］

在理气关系中，曾国藩主张以理为宗，理常气变。他在《纪氏嘉言序》中写到：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饲强。强横之气充塞，而圣贤与奸宄同流转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祥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淫，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以穷吾之说。［17］

“常”是指“理”，作为一种规律具有稳定不变的性质。“百变”是指“气”，时刻处于运动之中,变化莫测。“不足以穷吾之说”则表明曾国藩在形成“理常气变”观点的基础上,进而产生“理胜气为常”，“气胜理为变”的认识，即便是再变化多端也不足以改变常的本质属性。理恒古不变，气则变化万千，不过，变当以不变为宗，气当以理为宗。

比照家风的培育中，作为个体的人是变化的，而家风一旦形成便成乎“常”、“理”，具有稳定不变的性质。然而，家风的形成毕竟是依赖个体的实践与努力。曾国藩恰恰也强调理对气的依赖性，表示“舍气无以明理”，“气挟理行”，而这又体现出曾国藩重气的理论倾向。他指出：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苶，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18］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理亦胡以附丽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19］

对理而言，气实属不可缺少。理若能被气挟之以行，则“言理不厌”。反之，若气由盛转衰，即便再精于说理，也难免令人生厌。他认为理只有附丽于气才能找到安顿处；只有以气为载体，才能见理，进而明理。“理主宰气、气承载理”是曾国藩的观点。不过受张载和王夫之的影响，重视气在理气关系中的重要性则是明显的。气以理宗，理因气丽。这就是说，个体的成长离不开家风的熏陶，家风的好坏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因而，曾国藩培育家风，注重针对家庭中每一个个体的影响和规约。

“以身之所具言，则有视、听、言、动，即有肃、义、哲、谋。其必以肃、义、哲、谋为范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乎顺而已矣。”［20］

这是说，作为个体的人，有“视、听、言、动”等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并非没有节制，而需要有“肃、义、哲、谋”为之规范，这是人之性决定的，“性”是怎么来的呢？这是由“命”所决定，源自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地，作为社会的人，有“君、臣、父、子”这种社会关系，则必有“仁、敬、孝、慈”作为处理这种社会关系的准则，这也是由人人具有的“性”所决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就是有这种“命”，此命是天道的表现，是不可抗拒的。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以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社会的人出现，因而，同时就具备了命与性。命决定性，也即天道决定性，换言之，家风决定家庭中的个体，家风决定个体的性。家风必须是顺乎天道的性的表现。

曾国藩又赞成程朱将“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他说：“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说无失，亦自言各有当。”［21］又说：“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22］他认为气禀和物欲是构成身心交病的主要原因，君子只有复性、尽性才能不为外物所夺，才能养成胸中日月常新美的光明境界。他说：“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23］所谓“血气之性”即是程朱所说的“气质之性”。人受气质之拘牵，不免疲奔于名利；而所谓“抱道君子”则默运天地之性，守仁义礼智之天理，参与天地宇宙的大化流行，故而获得一种超越的人生价值，故无论处境如何，都能保持一种超然之乐。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特别注重在家风中培育气质之性的原因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