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排解的他乡感

“这里哪是家？再干上两年我就回青岛去。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干了。”这是一位原籍青岛农村的养路工人对我说的话，我不知道他的姓氏，不妨暂且假定他姓李。

李所在的道班（负责道路养护的机构，营房分布在道路边上）在国道317上，负责了约十几公里的路段。这个道班距离那曲县有几十公里，没有班车，只能搭车前往，交通极不方便，往往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才会等到一辆愿意搭载人的汽车。道班工人们很少进城，除了修路，大部分时间都在营房里打牌、聊天。李这次有进城的机会足以令同事们羡慕。

我遇到他时恰好坐在路边搭车，他的屁股下面坐着一箱子青菜和一箱子水果，一个塑料袋里装着几斤肉，是为道班买回去的。由于进城不容易，能够一次性把一个星期甚至更久的菜买回去是非常必要的。

“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了。当年工作不好找，有人去我家乡招工，我就来到了这里。”他也在不停地骂着这个“鬼地方”（同样用了这个词）。这里的道路即使对于这样一个老养路工人来说，也实在是无法忍受。汽车在路上颠簸得如同筛糠，搭车也很困难，有时候可能要等多半天，甚至一两天。

他的抱怨还在于最近刚刚丢了官。此前他一直是道班的班长，而最近出台的一个保护当地人的新政策规定：只有藏族人才准担任班长，汉族人最多只能当副班长。于是他被降职成了副班长。这次降职也摧毁了这个中年男人一切的积极性。

更加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他的道班一共只有三个汉族人，其余都是藏族人。公路等设施都是内地的企业修的，汉族人对于公路的维护更有经验；汉语是正式语言，道路系统的上层技术领导也都是汉族人，因此，这三个汉族人还拥有着语言的优势。在李看来，由汉族人掌管道班的主要职务也是顺理成章。但突然出台的规定限制了他的野心。

他的抱怨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现在的班长是个女的，连汉语都说不好，到上面开会等于白开，听不明白，回到道班也无法正确传达会议内容，这会造成事务的混乱。同时他讲了自己当班长的时候办事是多么漂亮、干净利落。

二，当地人低等，智力跟不上。我特别问了一下，这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还是生理问题，他坚定地回答，就是智力低下，他们在五十几年前还是奴隶社会呢，怎么能和我们比？因此，让智力低下的人担任领导职务，结局可想而知。

三，汉族人的聪明。他举例说明了汉族人是如何聪明的：在他当组长的时候，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三个汉族人拥有着工作的解释权，其余的人负责干活儿。而汉族人在干活的时候会用巧劲，甚至偷懒耍滑，却又总能哄得当地人团团转。也就是说，干体力活儿还是当地人有优势，不妨放手让他们干体力活儿。当李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是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口吻讲出来的，反映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四，现在的临时工不好雇了。前几年可以用几块钱雇到的临时工，现在用五十块钱都雇不到了。原因是这里出产虫草，而虫草涨价太快，当地人宁肯挖虫草也不想当修路工。当地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变得腐败和奢华。关于这一点，在那曲的医院我也同样听到了一位医生的抱怨，当我为一位藏族老人去拿药时，医生抱怨说：“你为什么给她拿药？现在的当地人都富裕得狠，比你我都有钱，可就是舍不得来看病，还要你帮她抓药。这是明摆着骗人。”而当地人是这样解释的：“老年人不想去医院，他们宁肯守在家里，他们不信任医院，这是传统。他们还没有形成有病去医院的习惯。”文化和职业地位的差异决定了解释的不同，这种不同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偏见。

虽然听够了李的抱怨，但当我跟着李进入了那个小小的道班时，得到的印象却和他的抱怨完全不同。道班里的人们都非常和蔼，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李对当地人的同事也表现得非常友好热情，不管属于哪个民族的人都在欢笑着。在疲惫的工作之余，人们毫无顾忌地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这是我乐于见到的一幕。可我又带着疑惑，到底李的抱怨是真实的，还是现场看到的和谐是真实的？

答案也许是：两者都是真实的。友好和防备都出自于人类的天性。

人们可以融洽地相处，却又总有着提防的心思。特别是在高原工作的人可能更加能够体会到一种他乡感。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移民成功的一个标志是人们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了当地的一部分。但高原上这些远离了家乡的人们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情感，在他们的心中还是想念着自己的家乡，即使家乡已在几千公里外也难以忘怀。

到底是什么因素阻止了他们融入当地的生活呢？

也许就是文化的差异。这个看不见却总是存在的因素让每一个在高原生活的外地人都感到孤独，不管是回族人还是汉族人都如此。当他们看到当地的和谐时却发现自己始终是一个外乡人。于是，最初见面时的友好逐渐被一种排斥感所代替。李所抱怨的几条理由都是不全面的，真正的原因在于他的孤独。

那么，当地人又如何看待这些外乡人呢？我们可以考虑当初中国人如何看待外国人。汉藏两民族虽然文化上有差异，但都经历过封闭时代，因此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做类比的。八十年代，当开放成为一种政策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大鼻子们仍然拥有着好奇心，同时又无比友好，但当长期相处时，却又会出现一定的冲突。

这种冲突如果经过一定的压制，如同在晚清时期那样，再突然变成一种社会运动爆发，自然会造成更大的痛苦，这也是文明冲突的形式。

至少在目前的高原上，虽然冲突不可避免，但双方似乎又都知道，历史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向前。极端保守的人只是少数。

除了文化上，也许还有经济上的原因。

在比如县，一位警察和我谈了起来。他的观点是：所有的好生意都被外地人抢走了，整个高原上，每个乡都有外地的生意人，即使再偏远的地方都是如此。做修车生意的大部分都是甘肃人，做饭店生意的大部分都是四川人和青海人，卖饼子的是陕西人和河南人，做矿产生意的是湖南湖北人。到底给当地人剩下了什么工作机会呢？少得可怜。除了少数的当地人在经济中崭露头角之外，大部分还是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开着小酒馆、小茶馆，但竞争能力都无法和外地人相比，当地人的小酒馆外地人很少光顾，只有本地人才去。于是，就如同在别处一样，社会分化成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上是旅行者和商人光顾的场所，另一个层面上只有当地人，没有外地人。融合的希望即使没有破灭，也是被推后了。

以下为一小段题外话。当地人中，除了一部分小生意者，其余人的选择有两条：一是当公务员，当公务员意味着比别人高很多的收入，由于补贴的缘故，公务员的收入比内地还要高很多，以至于公务员成为了一个单独的阶层，具有了很强的优越感；二是维持原来的生活，种地的还是种地，放牧的还是放牧。但种地放牧的收入和公务员是没有办法比的，差别巨大让很多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平衡，这也许会成为不稳定的原因之一。或者可以这么说，一批类似于行政贵族的人正在逐渐产生，并垄断了很大一部分的收入和资源。

到过拉萨的人们会对众多的乞丐感到不解。这除了当地有寻求布施的传统之外，也和收入差距过大有关，如果在乡下种地的收入不如在首府乞讨，很多人自然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