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首《乡愁》闻名大陆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今年已经八十一岁，然而这次他却是以散文家的身份受邀来到广州。

作为文学活动周的一部分，四月十二日上午，历届的年度散文家汇聚一堂，讨论着散文的前事和未来，作为第二届得主的余光中也在受邀之列。除参加沙龙而外，他还要在当晚在中山大学发表一篇名为《当中文遇到英文》的演讲。白发苍苍的老诗人兼散文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

在上午的沙龙中，主持人、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教授感慨说，虽然散文的门槛最低，然而写好却很难，只从事写作散文的人不见得写得好，散文大家往往并非只从事散文的写作。比如，余光中先生在台湾教的是英文，却又用中文从事诗歌创作，后来才写散文，达到了所谓的诗文双全，“左手诗歌，右手散文。”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余先生开始了他的阐述。也许因为晚上的演讲要牵扯到中西文的对比，余先生白天的讨论也着重放在了白话文、古文和西方的特点异同上。他认为，中国文学最基本的文体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而是散文，不管是先秦诸子的文章，还是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唐宋八大家的宏文，都是散文体的最好代表。中国的散文强调言之有物，并追求文学之外的思想性，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散文的地位。西方早期的人们也有这样的倾向，比如苏格拉底的对话，以及西塞罗的论文等，他们并非一定要做散文家，而是借此抒发自己的观点，却在无意中造就了最好的散文。

另外，中国人追求一种诗文双绝的境界，比如，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唐朝的韩柳二家都是诗文双绝者的代表，在宋六家中，苏东坡和王安石可以认为是双全者，而其余诸家与诗词方面则显得欠缺。唐朝诗人当中，李白可谓诗词双全，而杜甫的文章则稍逊。有的诗人，其做的诗反而不如为诗写的序著名，如陶潜的桃花源记，王勃的滕王阁序等等。

而作为一般情况，西方诗人却无散文才华，西方的诗文是分家的。西方人对于散文并不重视，除了强调个别的门类，如传记、游记等之外，对于作为整体的散文却不够重视。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从西方学习文学批评的人也漠视了中国的散文。

接着余光中先生继续谈论散文的语言问题，并说出了自己的经验：“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用白话文应对普通的常态，而对于需要精炼表达的地方则用文言文表述。五四之后出现了文言文传统的断裂，但人们迟早会发现，仅仅有白话文并不足以应付一切的语言情况。余光中先生举成语作为例子。成语是文言文被废除后却得以保存的部分，通过对仗和平仄显示出了中文特有的美感。比如，我们都说张三李四，为什么没有人说张四李三？因为拗口，每一个成语里都有着平仄的规则在内，从而彰显了中文的魅力。

余光中先生由此批评台湾的教育，教育部正在逐渐地减少文言文的教学，并且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变成选修课，从而达到他们弱化中文和传统的目的。在台湾，由于面临着英文，闽南语的双重压力，中文的走向更值得关注。

在提问时，有人问到先生关于《乡愁》的创作背景，以及现在再看这首诗还有什么感触的时候，先生详细地讲述了他创作这首诗时的情感：写作时就如同感情找到了出口；正是一种念兹在兹的感受，或者说灵感让他写出了这流传最广的诗篇。当一九九二年，先生首次踏上大陆的土地时，去的不是他曾经熟悉的南方，而是却了北京，于是那种乡愁仍然保留着。再后来，他到过了南方多个城市，也回了老家，却仍然找不到当时熟悉的感觉，小时候的故乡再也看不到了，乡愁还在。乡愁不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而还包含着时间、文化、主体和历史等众多的因素。当有人问他，是否在今天还要给他的小诗续上第五段时，他说道：“而现在，乡愁是一段长长的桥梁，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广州对余光中先生的关注在晚上他做讲座的时候达到高潮，距离报告还有半个多小时，中山大学中文堂的报告厅就已经没有了位置，为了保障听课者的安全，避免挤伤，工作人员不得不暂时封闭了楼门。

先生的题目是《当中文遇到英文》。他追述了当两种语言初次相遇时，由于没有对应的词汇，只好用音译的方式来处理，比如，中文没有表达“民主（Democracy）”的词汇，于是被翻译成“德摩克拉斯”。语文难纯，任何一种语言都夹杂着外来词汇，英文受到了阿拉伯、拉丁、希腊、法语、西班牙文、意大利语、甚至中文的影响，而中文在受到英文影响之前，已经受到过蒙文、满文、梵文的影响。在论述中英文法差异的时候，先生特意强调了中国文法的简洁和自由，其主语、介词、连接词等往往可以省略。并提出了自己的担心，西化并不是坏事，而是害怕西而不化，成为不上不下的半吊子。

演讲结束时，先生拿出了他新的诗作与大家分享，这次他的主题已经不是乡愁，而是环保，关于两级冰川的融化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他的题目就叫《冰姑、雪姨——怀念水家的两位美人》，以拟人化的手法称呼冰和雪，呼吁冰川不要再融化、降雪不要减少。老诗人抑扬顿挫地用中文和英文读着诗篇。

“当我刚写完这首诗，南方就闹起了雪灾，让我心里很不安生。”诗人幽默地说，为他的演讲做了结。